当代文学_作品分析.doc

作品分析： 《百合花》茹志鹃 十七年 思想内容：小说主要是在两个普通的小人物——扭捏的小通讯员和羞涩的新媳妇之间展开的，在这里作家有意避开了对战斗场面和英雄行为的正面刻划，于是小说不仅摆脱了同类题材中常见的“革命与反动”、“进步与落后”之类的情节模式，而且把笔触伸向人物的情感世界，含蓄地表现严酷的战争环境中亲切的、日常化的生活片断，表现战争环境下人性美和人情美。小通讯员对陌生女性的拘谨和故作严肃，新媳妇对小通讯员的讪笑和故作气恼，都颇有分寸地传达出人物间的情感交流，既有“军民鱼水情”的一面，也有青年男女交往中羞涩和欢悦的一面。 艺术风格：第一是情感的体验重于事件的叙述。茹志鹃的小说往往是在内心体验和事件铺叙的两个面上展开的，但是内在的情感体验远超出对事件的叙述，事件只起到引发情感的作用，而情感则借助于事件的推动一波三折，逐渐引向高潮。在《百合花》中，“我”对小通讯员的认识，主要是通过外部观察反复体验而获得的：从开始的“生起气来”、“发生了兴趣”，到“越加亲热起来”，到最后“我已从心底爱上了这个傻乎乎的小同乡”，在看似无事的过程中，情感的体验逐渐积累加深，为小说的高潮作了铺垫。 第二，细节的妥善安排使茹志鹃的小说具有细致的结构。茹志鹃很少对人物、事件做整体性勾勒，而是充分调动细节的描写来构成生活片断，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百合花》中，对小通讯员、新媳妇的事迹、性格都没有完整的铺叙，但小通讯员枪筒里插的树枝和野菊花、衣肩上挂破的口子、给“我”开饭的两个干硬的馒头，以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新被子，却使人过目不忘，人物单纯、质朴的心灵也由此得到充分的表现。这些细节从刻划人物到推动情节发展、烘托气氛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使作品前后呼应、一气贯通。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王 蒙 十七年 人物分析：王蒙创作《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时候是一个年仅22岁但有八年党龄的“少年布尔什维克”，小说中年轻的共产党员林震多少也是王蒙自己的影子。他幼稚、单纯，满怀理想的激情、真诚的信仰和对党的工作的“神圣的憧憬”，他以苏联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中的主人公娜斯佳为自己的楷模，像她那样工作和生活。但当他走进组织部的大门后，所见所闻所感完全不同于自己的想象，是维护自己的理想同现实进行斗争，还是听凭现实打破自己虚妄的理想，这是林震面临的两难选择。王蒙的倾向是明确的，因此作品在总体上对林震和他的“斗争”精神是肯定的。但更值得注意的是，王蒙一开始就把林震设定在“孩子般的单纯”的思想水平上，“他是根据电影里全能的党委书记的形象来猜测”党工作者的生活和工作的，所以他对于现实的期待既是理想化的，又是不切合实际的。因此这个作品表现的基本冲突实际上是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是初涉官场的年轻人从幼稚走向成熟的一个精神驿站。 王蒙并不是简单地把刘世吾当作一个高高在上、发号施令或者碌碌无为、昏聩平庸的官僚主义者来刻划的，这是一个在当时的文学创作中未曾谋面的官场人物。他有令年轻人羡慕的革命资历和令他们钦佩的工作才能与魄力，他处理工作和人事关系也不乏自己的主见和敏锐的判断，对于官僚作风和庸俗习气十足的韩常新、王清泉等人也心存反感，因而不仅能宽容大度地对待林震的批评，而且真心认为“你这个干部好，比韩常新强”，除了赵慧文唯有他主动同林震沟通交流，而不同于赵的地方是他一遍遍循循善诱地开导林震走出理想王国面对官场现实。小说为刘世吾和林震设置了四个对话性场景，每一次谈话对林震都是一次震动，有时还“被他深刻而真诚的抒发所感动”。林震各种矛盾的感受折射出久处官场的刘世吾的复杂心态和精神品格，他们之间的冲突与其说是官僚主义与反官僚主义的冲突，不如说是两种不同的处世态度的冲突，两种不同精神状态的冲突，因此，王蒙对刘世吾的刻画主要是对其精神状态的刻画，其中既包括疲沓、懈怠、厌倦、冷淡，把党的工作看作“就那么回事”，又包括尚未被烦冗的事务所扑熄的精神向往。尽管他知道“党工作者不适合看小说”，但他不仅“爱读书：小说、诗歌，包括童话”，而且他“梦想一种单纯的、美妙的、透明的生活”，“想去作水手，或者穿上白衣服研究红血球，或者作一个花匠，专门培植十样锦……”可见冲突不仅发生在林震与刘世吾之间，而且也发生在刘世吾内心深处。作家在这里写出了一种典型的官场心态和现实人生，只是在理想主义者眼中才把刘世吾这种与某种纯洁而高尚的理想相悖的行为和思想视为官僚主义。理想主义正是把刘世吾解读成官僚主义者、把《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解读成揭露官僚主义小说的一个基本语境，王蒙是如此，许多读者和评论者也是如此。其实，除了批判官僚主义之外，《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还可以从不同的方面予以解读，其内涵之丰富超出了当时的许多作品。 《爸爸爸》韩少功 寻根 人物分析：小说通过描写湘西大山里一个原始部落的历史变迁，把乡村风俗、轶闻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