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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阅读资料6：房德邻：是学术创新，还是歪曲历史？ 《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5期 最近，一位从事新闻工作的朋友送给我5本张健伟同志写的关于晚清历史的“历史报告”，要我看看书中所写的史事是否准确。据他说书中所述史事令人“震惊”。我因为时间有限，只看了其中一本《温故戊戌年》（作家出版社1999年版，以下简称《温故》）。 这是我第一次看“历史报告”这种体裁的作品。“历史报告”属于报告文学，我对文学外行，本不应该对它说三道四，更何况文学界已经给它相当好的评价，它的第一个版本曾获得1997年度的“鲁讯文学奖”。但是我也注意到对这部书的反应并非都出于文学立场，更多地还是出于学术立场。如欧阳明评论这部书说它“消解旧论，倡立新说，言之成理，实属不易”，说它的“成功在于运用史实推导出令人信服的新见解”，“其摧毁对手的策略是细敲历史，即通过重新拷打史实破坏旧说从而重建历史”（转引自《温故·后记》）。某出版社的一位负责人在决定出版作者的另一部历史报告《大清王朝的最后变革》（今名《世纪晚钟》）时，曾先把稿子交给历史学家审定，“以把握史实的真伪”（见《温故·后记》）。而作者本人也在追求一种学术性，书中有大量注释，行文中一再指出史料根据和史家之言，并且不时地批评和揶揄历史学家的错误，使这部书俨然成为一部学术著作。因为牵涉到学术，我便想从这个角度来发表一点议论。 在我看来，这部书并没有在“细敲历史”的基础上“倡立新说”，其所述史事错误太多，对康有为和戊戌变法的评价太偏颇，严重歪曲了历史。 （一） 《温故》所述的一些所谓“新说”，如“康梁公车未上书”、“康有为伪造密诏”、“戊戌政变不是由袁世凯告密引起的”等，并非作者的研究发现，而是采纳了有关的研究成果。书中对此也有说明。这部书的长处就在于比较注意学术界的新成果，并将之用文学手段表现出来，于是就给读者留下了他“倡立新说”和“重建历史”的印象。但若按学术的标准衡量，作者并没有将这种学术规范贯彻到底，至少他未将所有借鉴的成果都注出来。 不注出处尚在其次，以学术角度看，《温故》对学术研究状况的介绍有时是失真的。如在《密诏疑云》一节中，他指出康有为所披露的光绪帝于1898年9月15日（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三十日）令杨锐带出的那道密诏是伪造的，而杨锐的儿子杨庆昶于1908年（宣统元年）呈给都察院的那份才是真的。他说这个结论是他从已发表的“历史论文”中看到的，可是却又写了这样一段话：“然而，请翻开课堂上讲授的历史教科书，请翻开许多历史学家撰写的戊戌史专著，请看一看关于戊戌史的数不清的影视文学，在那里，在整整一百年的时间里，我们看到的，都不是上面说的那份由杨锐带出的光绪手写的朱谕《密诏》，而是由康有为墨写的另一份所谓《密诏》！请允许我直截了当地说：那是康有为伪造的假《密诏》。尽管早在九十年前，即一九○八年，杨锐的儿子便交出了真《密诏》，但是我们的许多历史学家还是宁愿相信康有为墨写的《伪诏》，我直至今天也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什么？”（《温故》，第164页）只看这段批评，读者当然会认为“伪密诏”问题是由作者最先揭露出来的了。其实作者的批评很没有道理，因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有影响的专著和教材都用的是“真诏”而非“伪诏”。我翻检《温故》一书所附“参考引用书目”，看到至少有以下几种都是引用“真诏”的：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和《戊戌变法史》。作者未列入参考书目的著作，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近代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林克光《改革派巨人康有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等均引用“真诏”，并且都在脚注中说明另有康有为、梁启超等披露的文句不同的“密诏”。至于教材，我手头有3种，即李侃等《中国近代史》（第3版，中华书局1983年版）、苑书义等《中国近代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郑师渠等《中国近代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它们用的都是“真诏”。我不知道张建伟看了哪些教材，以致得出均用“伪诏”的结论。 这里还须指出，虽然80年代以来，很多著作和教材都摒弃康有为的“伪诏”而采用杨庆昶的“真诏”，但“真诏”说并不是确论。《温故》采用“真诏”也未举出有力的证据说明它何以是真的，只引用了一条与之相关的史料，即出自杨庆昶于1908年向都察院呈递“真诏”时的《呈文》。但细究起来，这条史料也是经不住推敲的。关于“密诏”得以保存下来的经过，这个《呈文》称：“蒙先皇帝特旨召见，亲赐手诏，令我父亲详细商议后，再来告诉他。我父亲很恭敬地把这道手诏交给我，让我恭敬地珍藏起来，父亲说，他已经向皇帝覆奏了。我对父亲说：‘皇上的手诏，按照规定，是应该交还给皇帝的。’我父亲说：‘我本来已经当面交给皇上，但皇上圣恩，仍然把它赐给了我。”（此为《温故》的今译，见该书第162页）杨庆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