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经学诠释和宋儒对“文章之弊”的批评.docVIP

宋代经学诠释与宋儒对“文章之弊”的批评 李丽琴 导 言 “文章之弊”在宋代成为一个问题。一直以来，学界论及宋儒对“文弊”的讨论，或以“文艺排斥”定论，或以“学士文人歧为文哲二途”为由，对宋儒的“文弊”问题的讨论予以批评和否定。论及“文弊”问题的提出原因，学者们普遍认为，理学家们从自己的哲学主张和理学倾向出发，视文章为小伎，并由此否定了文学的社会作用与自身价值。 但是，我们发现，即以朱熹而言，其作为理学之集大成者，同时于文学有三大著作：《诗集传》、《韩文考异》和《楚辞集注》，又有千余首诗、十多首词行世，其间还不乏花间词手笔。这样，仅以文哲分途解释宋儒的“文艺排斥论”，显然不够周全。钱穆论及朱熹的《楚辞集注》时曾特意指出：“朱子一生最后绝笔，实为其修楚辞一段，此则后人少所述及，尤当大书特书，标而出之，以释后人群认为理学家则必轻文学之积疑。”那么，对于宋儒“文章之弊”的批评缘由，当作怎样的理解呢？ 我们注意到，宋儒所谓“作文害道”论的提出，其关注点实在于“文”与“道”的关系问题。程颐明言： 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惑于异端。苟无此三者，则将何归?必趋于道矣。 在程颐看来，“训诂之学”、“文章之学”与“儒者之学”是有分界的，“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而“文章”，已与“训诂”和“异端”一起，成为学者“趋于道”的障碍。这里所谓“训诂”和“异端”，实乃经学内部释经方法和经意理解的方面。 宋初的经学诠释，沿袭的是汉唐的注疏训诂传统。作为已经写定的文本范例，“经”似乎为既定的文字文化提供了强健的稳定性。但是，在佛教盛行、文庙冷落的处境中，宋代经学不再能凭借其以往的理解和诠释方式向前发展。宋儒荡弃师法家法，抛开传注，直接从经文中寻求义理，通过对元典的重新阐释，以不同于汉唐经师的诠释方式去理解它们，穿越对这些经典文本的前理解和既定期待，发现其中的“它性”，尝试与现时的生命存在作直接的思维性沟通，开始了经学诠释的“新变”。在诠释学的意义上，这一“新变”更意味着宋儒的性理之学对儒家形上智慧的复活，使儒家的仁义之道真正在本根深处与佛、老之学有所区别，而儒士也得以在精神最深处拥有真正能以安身立命的终极依据，即此完成儒学终极关切的构建使命。 在此，当我们在经学诠释的视域中思考宋儒的“文弊”观念时，我们发现，宋儒对所谓“文弊”的批评，不过是其经学诠释原则在文学观念上的一种反映而已。宋儒依经明理，要求“格物穷理”，“精察其理之所自来”，其所强调的，是精察事物不可移易之定分，其所要求的，是对仁义道德之为儒士的终极关切的终极原因的探讨。这是得“意”（significance）而不是得“义”（meaning）的问题。以朱熹而言，“圣人言语”所发明的这个“道理”就是“文意”；而正是这一“意”，“吾身也在里面，万物亦在里面，天地亦在里面”，“通同只是一个物事”——“理”！这是“得意”！这是诠释主体对所有那些深蕴于写定的“圣人言语”中的精神的内在理会！在这一过程中，诠释主体作为一个独立的精神个体，以一种更高的方式在自身中把握了“圣人言语”所发明的那个道理。只有在诠释主体对所予以诠释的经学文本完成了历史性的自我渗透，实现了与现时生命的思维性沟通之后，经学诠释学的使命才最终得以成就。这里所谓之“文”，是针对“文”作为“道”之“显显者”的意义而言的。“道”、“经”、“理”等词语在此与儒士的终极关切相连、成为人和万物存在的终极基础，即已获得了超出其标志意义的含义，成为一种象征。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终极的儒家信仰的表述。儒士作为一个群体，将自己的生命命定于“经”。“经”作为“道”之“显显者”，其本身介入了“道”的神圣性。但“经”本身不是“道”，那个超越一切的东西超越了“道”的每一种象征，“显显者”之得以显现的根据乃在于“道”本身。 这里隐伏着一种“模棱两可”的危险。“经”，作为一种儒家信仰的象征，既具创造性，同时又是毁灭性的。当“经”作为“道”之“显显者”出场，浸润万民，文以化成，儒士据以实现“己立立人”的理想目标，儒士的意义和价值世界得以在生活实践中彰显，儒士得以安然居住。可是，“经”一旦丧失其终极关切的意义而沦为儒士的学术对象，或者更严重的是，沦为追名逐利的途径和工具，“经”仅仅是经，那么，这时的经就面临“恶魔化”的危险，经学信仰沦为“偶像崇拜”。另一方面，当“经”仅仅是“经”时，“经”就作为一种客体或对象被转化为一种“神”。这样一来，“经”便被符号化为一种终极，而真正蕴涵于“经”中的“道”的终极关切意义则消失了。实际上，这意味着“实在本身的基础层次”的消失。德国神学家蒂里希以为，“实在中的这个维度是所有其他维度和深度的基础，因此，它不是跟其他层次并列的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