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史学理论价值.docVIP

司马迁史学理论的价值 摘要 司马迁通过创作《史记》，建立起“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的历史 哲学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价值是在于：要摆正人与天的关系，以“因循为用”、“通变稽理”的 哲学理念，观察自黄帝至秦汉历史发展进程的大势，探究其中兴坏成败的因果关系，总结出能 够弥补六艺缺失、匡正帝王过失的经验教训，从而发挥史鉴经世致用的作用。 中国哲学在史学领域能有新的突破、新的发展，这要归功于司马迁创作了《史记》，从而形成了他具有自身特点、又有时代特色的历史哲学理论。这一理论，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作了精到而又系统的总结，更在《报任安书》中将其删繁举要地概括为：“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1）梁任公认为这一段概括是“（司马）迁实欲建设一历史哲学，而借事以为发明。” （2）指出这段文字是司马迁创作《史记》而想建立起一种历史哲学体系，整个理论是借《史记》中的历史事实加以阐明的，一语中的地揭示了《史记》的核心价值。后世研究司马迁的史学理论，一般都集中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方面。事实上,这三句话也确实是司马迁史学理论的核心。顺着这一思路，即司马迁的史学理论是其创作《史记》的主体思想，而《史记》则是其主体思想的具体展现。这样来理解司马迁的历史哲学，就可以从其深刻的内涵及其内在关联而自成体系之中，展现出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究天人之际”，摆正人与天的关系，是司马迁历史研究的理论依据。 “究天人之际”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基本命题。到汉武时代，大儒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以天制人的神学理论，适合武帝的政治需要，得到独尊地位。司马迁曾受业于董氏学《公羊春秋》。但他的哲学思想来之于《六家要旨》的家学传承，有大包容的胸怀，是以黄道思想为主，也推崇孔学、兼取百家之长。在天人关系上既不完全相信天人感应，也不主张以天制人。荀子是集先秦学术之大成的思想家，对司马迁很有影响。荀子在天人关系上强调人的作用，要“制天命而用之”，（3）是以人制天。司马迁对这一主张也不完全赞成。司马迁的“天”，是自然的天，(4)这与荀子是相同的。但在对待“天命”（即自然发展的必然趋势）的态度上，司马迁的主张是适宜应需地“因循为用”，就是顺应自然之理而用之。他在《货殖列传》中说：“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是司马迁提出的 “善因”之说。他认为必须善于顺应人民大众的本性需求，把它作为经济（当时叫“货殖” ）管理的最高原则，也就是善因民生之理、善为民生之利的，才是最好的原则。这一实例，可以说是对“因循为用”理论的最好说明。 所以，司马迁的主张是天人关系的和合相处；人既不受制于天，也不违背天理而为我所用，这才是既合于天性之理、亦合于人性之理的天人合一观。司马迁用天人关系的正确摆位来研究历史，从黄帝到秦汉的历史，就是在人们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作用下，整体统一、连续发展的过程;即是《史记》所述的：“从君位禅让制到世袭制”、“从分封制而郡县制”（5）的历史发展总趋势。其间虽有兴坏成败的曲折，各有其因，各具其理，但是，由这个历史演变的大势来看，凡是能适宜应需地“因循为用”而“得势益彰”（6）者，就能顺之者昌；反之，就是不死则亡。司马迁以这样的理念审视历史，能否顺应历史大势，也就成了司马迁评价历史上功过是非的一条通则。像秦灭六国，司马迁固然认为秦能“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也，”是由于顺天得势的帮助；但也肯定它百年“用力”，“成功大”，是它既顺应了天势又发挥了人的能动作用而取得的成功。并且讥讽那些腐迂“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7）他肯定陈涉揭竽发难的壮举，赞赏项羽慷慨灭秦的霸业，为项羽作本纪，列陈涉入世家，并将陈涉发难与汤武革命、孔子作《春秋》相提并论,《太史公自序》称：“桀、纣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陈涉发难”，予以高度评价。而对他们的失败，也给予了严正的谴责。认为陈涉“其所以败”，在于妄杀故人，无有亲者。以苛察为忠，将不亲附。（8）批评项羽“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缪哉！”（9）他对刘邦的为人颇有微词,但也赞叹刘邦能在八年时间“拨乱诛暴，平定海内，身践帝祚，……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岂非天哉！”（10）认为刘邦是得天助，亦即“得势益彰”取得的成功。所以,把握历史发展的大势是《史记》一书的主线，而以能否顺应历史大势来衡量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功过是非，是司马迁评判历史的主调。而且整部《史记》材料的鉴别舍取，安排布局，以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