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上彻著《中国の宗族と国家の礼制》.docVIP

井上徹著《中国の宗族と国家の礼制》 （东京：研文出版，2000年2月） 常建华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 日本弘前大学文学部教授井上徹博士所著《中国の宗族と国家の礼制——宗法主義の視点からの分析》日前问世。承蒙惠赠，我得以及时拜读这本散发着书香的精美新作，并为他的学术成就感到由衷地高兴，在此向他表示诚挚地谢意和祝贺！ 日本明清史学界自1980年以降在问题意识和治学方法上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新一代的学者中，井上徹博士专攻宗族研究，这本477页的大书凝聚了他十余年的心血，正是他1986年以来所发表的13篇系列论文的结集。该书体系完整，贯穿着作者对中国宗族的整体看法，成为一部学术专著，是宗族研究的力作。 本书名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表达了作者的研究思路。作者所说的宗族，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宗族是指自古以来中国人作为身边社会关系存在的出自父系的亲族；狭义的宗族则是指宋以后以复活宗法为理想所组织的父系亲族集团，这种宗族的特点是拥有族田、祭祖祠堂和族谱。就本书研究对象而言，主要揭示的是狭义的宗族。本书通过分析国家礼制（祠堂制度）反映的宗法主义，认为宗族形成运动的高扬期是十六世纪而扎根时期是在清代，即由于采取检证宗法主义对国家的影响而判定宗族形成运动的普及状况，故书名为《中国的宗族和国家礼制》。书名副题中的“宗法主义”专指“宗法复活论”，所以该书实际上是研究宋以后宗族形成问题的著作。 作者在《序章》将日本对宋以降中国宗族问题的研究分三期作了学术综述，也为自己的研究进行学术定位。他认为宗族研究的第一期是围绕近代化的视角被提出的，即针对中国社会停滞论展开，“停滞论”把宗族作为血缘性氏族社会的遗存，认为其制约了中国社会的发展。牧野巽、清水盛光、仁井田陞等学者在三、四十年代的研究证明，以宗法、族谱、祠堂、共有地为特征的宗族起源于宋代。第二期的宗族研究与战后主流史学意识“世界史的基本法则”的阶级论相适应，以阐明宋以后宗族的历史特质为目的，其代表是仁井田陞的同族“共同体”论。即主张在唐末变革期抬头的地主——官僚层，为了缓和同族内部发生的地主与佃户等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建立了保证下层农民再生产的宗族组织。这种特色的研究，在五、六十年代以及七十年代前期比较活跃。第三期的七十年代后期至今，“世界史的基本法则”被学术界怀疑，一些学者试图通过研究宗族问题，阐明中国社会的固有结构。这时期的研究受到地域社会论的影响，注意对各个地方的宗族进行研究。 本书正文由三部构成。第一部探讨宗法主义，共有两章。第一章《关于宗族历史特质的再考察》，重新讨论了仁井田陞1956年提出的同族“共同体”论以及给他的理论提供根据的宋代宗族。井上提出，宋代宗族的登场是适应科举官僚制度的结果。即在科举资格和官僚身份不能世袭的制度规定以及家产均分的社会环境中，士大夫难以避免家族身份和地位没落（子孙没落）的宿命。为了克服这种宿命，士大夫从周代的宗法制中得到启示，即如果建立一个由宗子领导的宗族集团，使众多族人脱颖而出，通过科举获得官僚身份，以防止家族的没落，同时在科举制度下实现事实上世世代代官僚辈出的“世臣”的理想。范仲淹创立的以义田为经济基础的义庄具有实现这一目标较完备的功能，其原因在于范氏义庄除保证族人的基本生活外，还具备教育子弟、支援族人参加科举考试的体制。因此，宋代宗族具有作为官僚辈出的母胎这一最重要特征。第二章《宗法的继承》，通过宋濂、方孝儒、贝琼等元末明初江南儒者文集中的记载，确认当时的士大夫继承了宋代的宗法主义。元末明初江南士大夫也计划设立祠堂、义庄，编辑族谱，以及实行合爨，形成以宗族为单位的名门宗族。这种动向在明朝成立期十分明显，这与江南士大夫接近国家权力很有关系。元朝基本上关闭了江南通向科举之路，但是伴随着元末科举的复活，以及通过支持朱元璋政权，士大夫进入了中央政府，政治变化是他们努力组建宗族、树立名门家系的重要动因。但是，这种动向因明初对士大夫的政治镇压而中断了。 第二部讨论明朝的宗法主义政策，由三章构成。第三章《祖先祭祀和家庙——明朝的对应》指出，祠堂是宗子通过祭祀祖先组织族人的地点，为了实现宗法主义，必须把宗法原理编入祠堂制度中。宋儒程颐和朱熹都提出了基于宗法主义的祠堂制度方案：程颐主张祭祀始祖的大宗复活论；朱熹认为祭祀始祖是僭越，主张复活小宗。但就《家礼》的内容而言，朱熹未必否定复活大宗，《家礼》祠堂制度规定大宗在墓地祭祀始祖。明朝并没有认可上述儒者的见解，虽然明朝的家庙制度以《家礼》为基准，但否定祭祀始祖；不让庶民拥有家庙，他们只能祭祀祖父、祖母。官僚可以祭祀高祖以下四代祖先，但是与《家礼》相比最大的差别是没有采用宗法原理，拥有祠堂、祭祀祖先的主体仍然只是官僚本人，宗子以及子孙不能继承这种权力。第四章《夏言的提案——明代嘉靖年间的家庙制度改革》认为，士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