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登 希腊人和我们.docVIP

奥登 王敖译 一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在他识字之前，父亲已给他讲过希腊和特洛伊战争的故事。对他来说，赫克托和阿基里斯就像他的兄弟一样亲切，而当奥林匹亚的诸神争吵的时候，他会想起他的叔叔和阿姨。七岁的时候他进入一所寄宿学校，此后的七年被用于学习希腊文拉丁文和英文的互译。然后他去了另一所寄宿学校，那里的教学分古典和现代两方面。后者在男孩们和老师们的眼中是低等的，那种程度正如在一个军国主义的国家里，文臣们被武官们看作是低下的：历史和数学是大有潜力的，就像专业人士；自然科学则不然，全体被贴上了“滥学问”的标签，它们就像生意人。古典的一面同样具有别致的划分：希腊文，就像海军，是贵族的军种。 　　如今，人们很难相信这不是童话而是对三十五年前英格兰中产阶级教育的历史记述。对任何一个这样成长起来的人来说，希腊罗马和他对儿童时代和课堂的记忆太多地纠缠在一起，以至于他很难客观地看待这些文明。在看待希腊的时候尤其如此。大约到18世纪末，欧洲认为自己更多的是一个基督教世界而非欧洲，它是罗马帝国的后裔，而它的教育系统建立在对拉丁语的研究上。后来，希腊研究拥有同等的，甚至更高的地位，这一兴起是一个19世纪的现象，它与欧洲国家和民族主义情绪的发展步调一致。 　　特别显著的是，如今的发言者在晚宴之后谈起我们文明的来源的时候，他总会提到耶路撒冷和雅典，而不是罗马，因为后者是一个已经不复存在的宗教和政治的统一体，很少有人相信或者渴望它的复兴。希腊文化和我们的文化之间在历史上是不连续，而且若干世纪都缺乏直接的影响，这使它在被重新发现的时候更容易被各个民族塑造成自己的形象。有德国的希腊，法国的希腊，英国的希腊——也许还有美国的希腊——它们都很不同。举个例子，如果荷尔德林遇见了裘维特（Jowett），可以设想他们不会明白对方说的任何话，只好冷淡地告辞。 　　即使是在同一个国家里也共存着不同的希腊。比如，这里有两幅英国漫画： 　　X教授，道德哲学科目的理德主任，59岁，已婚，有三个女儿。宗教：英国圣公会（普通）。政治态度：保守。住在一个装满维多利亚小摆设的郊区小房子里。不娱乐。抽烟斗。不会注意到他吃什么。爱好：园艺和孤独的长途散步。厌恶：外国人，罗马天主教，现代文学，噪声。当前的忧虑：他太太的健康。 　　Y先生，古典学教师，41岁，未婚。宗教：无。政治态度：无。住在大学里。拥有私人收入而且为本科生提供很好的午餐聚会。爱好：旅行和收集古旧的玻璃。厌恶：基督教，女孩，穷人，英国烹饪。当前的忧虑：他的身材。 　　对X而言，希腊这个词意味着理性，黄金分割，对情感的控制，超越迷信的自由；对Y而言，它显然意味着欢乐和美，感官的生活，超越压抑的自由。当然，作为优秀的学者，他们都知道各自的观点是片面的；X无法否认很多希腊人心仪神秘的崇拜，并且沉迷于那些基于“文明人的普遍的道德感所宣扬的不需要证明也不允许申诉的判断”的习惯；Y同样能意识到写《法律篇》的柏拉图和苏格兰的牧师一样有清教徒气质；然而他们和他们梦想中的希腊的情感联系是从小形成的并且被多年的钻研和热爱所加强，这要比他们的知识更强大。 　　希腊文化能够吸引个性不同的人，这也许是它的丰富和深度的最有力地证明。常言道，每个人生来不是柏拉图主义者就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但在我看来，有比这反差更大也更重要的区分，比如，在热爱艾奥尼亚和热爱斯巴达的人之间，在同时致力于研究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人与那些更喜欢希波克拉底和修希底德的人之间。 二 　　古典研究作为高等知识的核心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且在我们可以预见的将来它也不会回归。我们必须接受一个既成事实，如今和将来的受过教育的人不会再阅读拉丁文和希腊文。我认为，这意味着如果古典著作要继续发挥任何教育上的作用，那么罗马和希腊研究必须在着重点和方向上做出变化。如果希腊文学只能在翻译中被阅读，那么通向它的途径不再会是美学的。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翻译中的美学损失总是巨大的；英国的和希腊的语言和文化之间差距之大，造成的损失简直是致命的；我们几乎总是可以说，作为英语诗的希腊作品翻译得越好，它就越不像希腊诗（比如蒲柏翻译的《伊利亚特》），反之亦然。 　　首先这里有一个作诗法的困难；定数的无韵诗和定性的有韵诗除了都是有节奏的形式之外毫无共同之处。一个英语诗人可以愉快地尝试去写定数的诗，把它作为一种技巧练习或者一种表示虔敬的行为： 带着这些话赫尔墨斯飞离了高耸的奥林匹斯山 而普里阿摩斯毫无畏惧地走下他的战车， 命令伊达俄斯留下来把守路口以防 野兽，老国王同时勇毅地大步向前 　　（罗伯特·布瑞吉斯（Robert Bridges）译，伊利亚特，24章，468—471） 可是人们只会把这当成是一种怪异的定量的音步，而怪异是非常“非荷马的”风格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