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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本土化的理论反思 内容摘要 在中国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理论本土化的主张都是一个时常被提起的议题，围绕这个论题的争议历久而不能平息。社会学本土化可以从知识论和方法论中多个维度的二元对立关系中去理解。本文重点从理论与实践、知识与权力两对范畴出发，探讨了本土化理论的合理性。 关键词 社会学 社会科学 本土化 作 者 李宗克，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联系方式：lzk@sass.org.cn。 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本土化是一个屡被提起的论题，在不同的时期均有学者提出过社会学“本土化”或“中国化”的论述。从整个社会科学范围看，也有不少学者提出了学术本土化的主张。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科学研究向西方接轨的“规范化”倾向日益上升，学界开始重新积聚起一股主张学术本土化的情绪和力量。但是，关于在社会学和社会科学中要不要提倡本土化，以及如何本土化，始终存在不少争议。 对许多持实证主义方法论立场的学者来说，社会科学应该像自然科学一样，以统一的科学方法来探求普遍性的客观规律，并没有所谓本土化的社会科学理论。虽然持此论者很少撰文正面讨论本土化问题，但是这种观点的广泛存在还是为学界所公认。正如台湾大学叶启政教授所言，一个积习很久的观念就是：“认为科学的知识必然是具普遍性，乃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因此，在科学研究的领域里，实无有如中国社会学、美国社会学、俄国社会学或者日本社会学等等类似的划分，更能难有‘本土化’的可能和必要”[] 。 即使在赞同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学者中，由于不同论者往往引入不同的理论资源，各自有所偏重地从某一个或者多个角度进行阐述，缺乏清晰一致的范畴和分析框架。虽然也有一些学者对本土化论述的哲学基础进行了严肃的反思[] ，但也有不少论述未能充分呈现背后的方法论逻辑，从而也使相关研究呈现出非常复杂不清的面貌，“本土化”一词也成为一个高度含糊、充满歧义的概念[] ，甚至被一些学者认为只是一种非科学的民族情绪的表达，或者只是学术场域的权力争夺[] 。 笔者认为，产生这种分歧和模糊的原因之一在于本土化概念本身具有的特殊性。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本土化显然不是一个分析性概念，而更多地呈现出一种描述和规范性的色彩。也就是说，它本身不是一个可以通过演绎与归纳来确认的事实命题，其所要描述的恰恰是某种“反经验”的、尚在建构中“理想形态”，而且是一种思想和观念的“理想形态”。对这样一个概念进行所谓科学分析，无疑是方法上更加特殊，也更加艰难的一项工作。 那么，要澄清本土化这一概念，笔者认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清理各种论述背后的方法论和知识论基础。从这一论题的内在逻辑结构来看，关于“本土化”内涵及其理由的探讨，实际上都是在一系列二元对立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范畴中展开的，如普遍性与特殊性、理论与实践、形式与内容、分析与综合、知识与权力、事实与价值、学术依附与文化自觉、方法论个人主义与方法论整体主义、客观与主观、唯名论与唯实论等。 这些范畴处在不同的意义维度和抽象层次上，它们虽然存在程度不同的交叉或同构的关系，但又不是完全同义或可以完全替代。这些不同的二元对立范畴，是否可以还原为更本原性的某一对或两对哲学上的二元对立关系，是一个有待研究的哲学议题，本文尚不能给出一个简明的结论。在本研究中，笔者尝试做一个中层水平的概括，首先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理论与实践、知识与权力三对范畴中展开对本土化论题的讨论。当然，这些范畴显然不足以完全覆盖有关本土化的所有分析角度。之所以选择这三对范畴，是因为笔者认为它们相对比较集中地呈现了已有关于本土化的理论争论，能够体现这一论题所涉及的主要的知识论维度。还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方法论层面的论述的思想资源虽然主要来自社会学学科，但也大致适用于一般社会科学本土化问题，这一点在文中并无严格的区分。 一、普遍性与特殊性 探讨社会科学本土化问题的基础性框架是“普遍性与特殊性”这一对二元对立的范畴[] 。所谓本土化，在民族国家这个层面上讲，就是对基于国家这样一个地域和文化空间中社会特殊性的强调。这个特殊性反映在理论上，就是要形成本土化、中国化的社会科学，对于社会学学科而言就是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 。 但是，这里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该如何理解社会科学？如果说“科学”就是要探求事物的“规律”的话，那么就必然意味着这样的含义：科学研究是要从普遍性的角度去把握世界的，是要从独特的事实和经验中抽象出“一般”。因为，“规律”这个概念本身“定义性地”就是在普遍意义上而言的。在这样的科学观中，社会科学理论都应该属于一个统一的科学知识体系，科学研究努力的方向和目标就是事物的普遍性一面，而不是特殊性。这样，为特殊性张目的科学观就是“反科学”的，“本土化”的社会科学理论在逻辑上便是自相矛盾的了。 主流的科学方法论，无论是逻辑实证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