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万丰村先行一步的放权改革及启示.doc

广东省万丰村先行一步的放权改革及启示 　内容提要:随着中国农村基层的变革,基层社区权力结构也处在不断变动之中。本文以一个村庄为个案,具体考察了该村在经济变革中出现的权力组合的变迁过程,分析了该村由能人权威治理走向民主规范治理的转变及动因,并由此指出:农村的政治改革最重要的是改变农民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条件,能人权威的崛起有一定必然性;随着经济变革,特别是产权的明晰化,农村基层治理将由能人治理走向法治治理。 　　关键词:权力;基层组织;农村改革;法治;中国 　 　　随着中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一些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具有较强能力而卓有成就的能人迅速崛起,并在本社区的政治运作中居于支配地位,形成能人型治理模式,由此产生出特殊的能人政治现象。这种现象构成了中国农村社会转型时期一道特别的政治风景线,所折射的政治光谱已超出农村基层。我在《由能人到法治:中国农村基层治理模式转换——以若干个案为例兼析能人政治现象》(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一文中对能人治理作了初步分析。随后,我到该文所列个案之一的广东省深圳市万丰村作进一步调研,了解到该村的能人治理正在发生创造性转换,进行权力重组。这一先行一步的改革颇有启示。 　　 　　一、放权下的集权:能人权威的崛起 　　 　　中国历史上以农耕文明发达而著名,即所谓乡土中国。中国的大大小小变革都无不起之于乡村,或可以在乡村追溯其动因。能人权威在乡村的崛起,正是传统中国发生重大变迁所造成的。这一变迁尽管首先和主要表现于经济社会领域,但其动力却来自于社会的核心部位———权力结构,并有可能引起权力结构的重新组合。 　　中国的改革起之于农村,其基本趋向是市场化和民主化。而市场化和民主化都是以国家放权为大背景的。 　　改革前人民公社体制的突出特点是政社合一,高度行政化集权,国家权力对农村基层深度介入,经济社会资源由各级行政化组织所控制。农民和农村基层自主活动的空间相当小。80年代初开始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是权力下放,农民获得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和相对独立的利益。伴随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农村基层管理实行“乡政村治”,乡镇建立基层政权,乡镇以下的村实行村民自治,由过去的生产大队演变而来的村获得了广阔的自主活动空间。邓小平当时曾将权力下放视为最大的民主。 　　体制改革将生产经营自主权下放给农民,实质上是将农民的致富由主要是政府行为变为主要是农民的个人行为,即所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导向。而伴随经济体制改革出现的农村商品经济和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则为农民迅速告别传统经济体系,走向富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是,市场化和工业化对于广大农民来说毕竟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机遇与风险并存,自主性与选择的困惑相伴。农民迫切需要懂经营、善管理、既有远见卓识而又能当机立断的经济能人带领他们走向富裕之路。社区经济能人因此应运而生。万丰村的潘强恩便是其中之一。 　　改革前的万丰村是一个资源富饶的穷村。它位于地域条件优越的珠江三角洲,隔深圳河与香港遥遥相望。同全国大多数村庄一样,万丰村长期处于贫困之中,到1978年人均收入仅350元,与对岸的香港形成鲜明反差。受不住贫穷煎熬的万丰人纷纷离乡背井南逃香港,仅1978年就逃港500多人,青壮劳力锐减。1944年出生的潘强恩长期在这个贫穷小村生活。但与一般村民有所不同,潘喜爱读书,肯思考,有主见,且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长期担任乡村医生,后兴办大队药厂,颇有成就。1979年,富有改造社会理想的潘出任村党支部副书记,参与和领导了土地承包到户的第一步改革。 　　 随着改革开放的扩大,在香港的万丰人回乡投资,村里办起了塑胶花厂,年终获得60万元纯利润。这一笔前所未有的巨款使万丰人初步尝到了市场化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甜头。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村里多年的老支书潘长根于1982年力荐潘强恩出任支部书记。潘强恩决定以村集体为基础,走引进外资,以工致富的路子,随之成立了万丰集团公司。1984年,为引进一个大项目,需要大笔资金兴建厂房。潘大胆决定采取入股的办法,发行股票,集资办厂,按股分红。经历了“一平二调”的农民担心入股的钱难以收回,亦害怕办厂有风险入了股分不了红。经潘和党支部成员再三动员,村民纷纷入股,不仅使厂房如期建成,而且使村民们获得了丰厚的红利,村的集体资产迅速增长。万丰村因此在全国率先搞起股份合作制,把握住难得的机遇,经济得以跳跃式发展。1995年,村的总资产达10亿多元,收入超亿元,人均收入1 9万元,比1978年人均收入增长50多倍,该村已由传统的农业穷村转变为以工商业为主的现代化新村,被誉为“南国第一村”。 　　万丰村的巨变显然与村领导人的较强能力密切相关。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潘强恩的远见卓识,就不可能有万丰的巨变。因此,万丰村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