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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社会发展模式再思考 吴兴智: 国家、组织化与社会秩序 　　 摘要：我国社会转型发展中的社会断裂与国家治理权威的碎片化为我国的社会秩序重构带来了巨大挑战。社会的再组织化发展，是我国克服理性的建构秩序和自生自发秩序模式困局的必然选择。但我国的社会再组织化发展需要走出传统的“社会国家化”发展模式，并从体制性路径、功能性路径和社会性路径三个层面推进。 　　 关键词：国家;组织化;社会秩序;社会发展模式 　　 ? 　　 社会秩序问题是社会生活的根本问题，是构成一般社会理论与政治学理论的核心主题。现代社会的发展，已进入旨在促进和保障人的自由的国家和社会领域之间相对分殊的阶段。中西方的发展历史亦早已表明，国家、市场与社会相对分殊和自我完善与发展，是构建现代社会秩序的必然选择。正如达仁道夫所指出的：“自由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亦即立宪国家(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1]但其中公民社会更具有根本意义，因为如没有公民社会，政治民主和市场经济将是无本之木。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展历程，不难看出，我国政府治理方式的变革和市场改革与发展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社会的自主成长过程却相对滞后，“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领域的付之阙如，使作为个体的‘国民’始终不能成长为具有独立人格和权利意识的合格的公民，以保护公民权利为内核的公民社会自治团体始终不能出现”，[2]这又反过来已对我国政府发展以及市场发展形成了制约作用。为此，本文基于“国家—社会”的研究视角，着重考察社会自组织化发展之于我国社会秩序构建的意义和当下我国社会建设的可行发展之道。 　　 ? 　　?一、社会转型中的“失序”与社会再组织化 　　 任何社会的转型都是为了创造更好的社会秩序，但转型的社会实践过程却并不会自然带来社会的有序发展。恰恰相反，正如亨廷顿所指出，任何的社会转型过程往往都是一个阵痛的过程，极易产生社会“失序”。特别是由于传统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及社会观念在转型过程中被逐渐瓦解，而新的社会交往结构和社会秩序尚未完全形成的话，以一个利益族群的差异化诉求及社会成分的分化为特征的过渡社会形态往往不可避免地出现，并可能由此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1.社会的原子化与政府治理的碎片化 　　 社会原子化是转型期社会群体主体间关系断裂的典型表现形式，指个人间人际关系疏离、群体间社会联系薄弱，整个社会的联系纽带松弛，每个人都陷入利己主义的小圈子。社会原子化是社会剧烈变迁过程的结果，其实质是政府组织缺位和社会自组织缺失同时存在的情况下所带来的社会失灵，是“由于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社会联结机制——中介组织的解体或缺失而产生的个体孤独、无需互动状态和道德解组、人际疏离、社会失范的社会危机”。[3]这是由于现代社会一味地追求生产能力和效率，却也毁坏了那些曾经为人们带来生活意义和目标的传统价值和实际。由此，贝克、吉登斯和拉什等学者提出“内省的现代化”概念，其核心点在于，这个世界越来越摆脱了传统所带来的约束，个体拥有了极大的自由，但他必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做出自己的生活抉择。[4]在个体化的时代里，每个人应该明了自己选择生活道路的能力，更应该明了自己本身。但这种将权威由“外部”转向“内部”的过程也会导致更进一步的个人主义，因为传统往往强调的是一种集体意识，强调共享的价值和准则，而传统的弱化意味着人们的抉择范围与行为方式不再受过去相同的集体经验的局限，也不再受源自于某些特定共同体或社会所要共同遵从的信仰和文化准则的桎梏。 　　 与社会的断裂相关联的另一个问题是我国政府治理碎片化问题。美国政治学家李侃如和奥森伯格在《中国的政策制定》(Policy Making inChina)一书中就明确指出，中国的国家制度结构碎片化特征较为明显，政策过程中不同环节衔接性不够，制度化不足，人治化色彩过浓，特别是随着中央决策权下放，这种碎片化特征愈益明显。[5]政府权威的碎片化会带来公共治理主体之间相互割裂、公民与政府之间关系的断裂以及政府内部的割裂等问题。政府治理的碎片化现象“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表现得比政策制定过程中明显严重，在基层政府层面比在中央政府或者高层地方政府层面明显严重，在政治领域比在经济领域明显严重，在21世纪之初比上世纪80年代明显严重”。[6]由于政府正式权威的碎片化，使得以私人交往所构建的关系网络成为政府正式权威的替代，从而出现“私人事务公事化、公共事务私人化”的错位现象，即公共事务涉及多个层级或者多个部门时，往往需要依靠私人的关系网络才能更好地办成，而私人的事务(特别是上级领导的私人事务)则以权力异化的形式成为下级部门利用手中权力来办理的重要职责内工作，并以此来维系既存的权力能量传输渠道。 　　 政府权威体系的碎片化的后果就在于，它会对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和治理水准带来侵蚀作用，使政府既难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