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个体化乡村社会的公共性建设.doc

论个体化乡村社会的公共性建设 ?一、乡村社会个体化？ ????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是德国社会学家贝克（Ulrich Beck）和英国社会学家鲍曼（Zygmunt Bauman）、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等提出的一个概念，主要由阎云翔引入到中国乡村社会研究之中。对于贝克、鲍曼和吉登斯而言，个体化首先是指个体从旧有的社会性羁绊中“脱嵌”出来的过程。这些社会性羁绊包括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传统和那些界定个体身份的社会范畴（如家庭、亲属关系、社群和阶级等）。但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一个体化又伴随着一系列吊诡现象：一方面产生“自反性自我”。现代社会结构迫使人们成为积极、自主的个体，但同时又必须对所面临的问题承担全部责任（鲍曼称之为“强迫和强制的自主性”）；另一方面“通过从众来实现个人自己的生活”。由于对社会制度的依赖决定了当代人不能自由地追寻并构建一个独特的自我，相反地，当代的个体必须通过准则和法规建构自己的人生，他们最终以貌似个体化但实际上却从众的生活谢幕。 ????当代中国社会或者中国乡村社会是否也出现了类似的个体化？“是的！”包括贝克、阎云翔等在内的许多学者都是这样回答的。不过，他们也指出，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的个体化跟发生在西欧社会的个体化不尽相同。譬如，阎云翔认为，个体化命题作为一项理论建构捕捉到了西欧社会关系中本质性的变化，但是其中某些变化在中国并不存在[1]。实际上，个体化命题不仅捕捉到了西欧社会的本质性变化，同样捕捉到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的根本性转型，改革开放以后一个个个体从高度集中的、整齐划一的、无所不包的“总体性社会”中“脱嵌”出来，并且越来越多的个人从家庭、亲属关系、单位或集体、社群（社区）和阶级等结构性藩篱中解脱出来，日益成为“为自己而活”和“靠自己而活”的原子化个体。尽管“某些变化”在当下中国（乡村）社会表现得不够明显，但是却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存在；跟西欧社会个体化相比，中国（乡村）社会个体化远为复杂得多，因为它同时处身于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场景之中，并交织于全球化与民族化、地方化以及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化等不同谱系之内。倒是可以这样说，发生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其中某些变化在西欧社会并不存在。譬如，这些日益崛起的个体“已显示出强调权利而忽视义务和他人个体权利的趋势”，自我主义盛行于无公德的个人间的交往中[2]。阎云翔把这些个体称之为“无公德的个人”[3]。 ????总之，“去传统化、脱嵌、通过书写自己的人生来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以及无法抗拒的更加独立和个人主义的压力，所有这些西欧个体化特征也同样发生在中国的个体身上”[4]。严格来讲，中国社会的个体化，到目前为止至少经历了两波：第一波是改革开放初期，人们从无所不包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中的全能主义国家中脱嵌出来；第二波大致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主要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领域，越来越多的人从地方性共同体、家族、家庭乃至亲密关系中解脱出来，把日常性生产和生活关系转变为即时性交易关系。 ????阎云翔注意到中国城乡社会个体化的不同，并“区分为自愿和非自愿（或强迫）的脱嵌”[5]。城市居民更倾向于抵制个体化趋势，农民则更加欢迎个体化。“为什么农民比城市居民更加拥护个体化？一个简短的答案是，中国社会主义下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农村居民成为二等公民，无法享受城市居民所有的社会福利。……他们从先前深嵌于其中的社会主义集体所得甚少，因而有着强烈的脱嵌动力。在改革时代，他们仍然外在于国家所提供的社会福利体系，必须依靠自己以保障自己和家庭的生存和福祉，在市场竞争中失败也只能责怪自己。……换句话说，在乡村中国崛起的个体更应该被理解为是对社会主义下制度性歧视的一个自我保护式的反应，而不是由自决和自由理念所激发的进展”[6]。如果说，西欧社会的个体化是被贝克夫妇称为制度化个人主义（institutionalized individualism）的一个悖论式发展，因为日益由社会制度所定义的个体必须依靠福利国家提供的保障和财富以维持“本体论意义上的安全感”[7]；那么，中国乡村社会的个体化则可以被看作对制度性歧视和制度性缺失的一个自我保护的反应，其理由不言自明。 ????不过，必须纠正的是，中国城乡社会个体化的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第一波转型之中。在第二波个体化中，城乡社会之间的差异已经不再显著了，相对而言乡村社会内部的差异愈来愈突出。例如，在不同的地区，由于人口流动、村庄开放、传统习俗、社区认同、市场程度等因素的不同，各自的个体化程度也不尽相同。在乡村社会里，不同年龄群体之间的个体化水平也有较大的差异，一般地年轻一代比年老一代个体化水平更高。虽然本文仅仅讨论中国乡村社会的个体化，但是这并不表示个体化只发生在乡村社会，中国城市社会同样卷入了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