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村研究的家乡化陷阱.doc

论农村研究的家乡化陷阱 徐晓军: 记忆中的家乡，想象中的农村，想象中的农村研究成果 学术界大量的城市研究、农村村庄研究成果，无不得益于长期的生活体验和参与观察。也许有人会说，许多深层次的研究成果并没有花费作者很多调查时间，其实不然，如果考察一下这些作者的生活经历，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往往存在着在其所研究的单位中生活、工作过的经历。比如，很多中国的人类学者、农村研究者大都将自己的家乡或故乡作为调查研究对象就是最典型的例证，正是这种“身体化的写作”[1]模式大大减少了研究的调查时间。 出于对家乡农村的感情和熟悉，我选择了“农村研究”，并围绕着自己的家乡，做了一系列所谓的农村研究成果。反观这些年，以前作为学生，是经常回家的，而这些年，由于工作时间的关系，则很少回家；与此相反，以前没有做什么农村研究成果，而这几年的“农村研究成果”越来越多。重读这些“农村研究成果”，绝大部分都有家乡的影子。 2004年6月，一个美国朋友来我校，提出要到我家去看看，去看看中国的老百姓。由于外事接待的要求比较严格，因此，我在成行之前就根据我对家乡的“熟悉”情况，编制了一个行程安排。那天的行程让我很尴尬，因为我所安排的行程、我所预期的家乡现象均大多没有出现。连自己的家乡都如果陌生，老外肯定要笑我了。更可怕的是，我想到了我的那些“较有影响力”的农村研究成果，可以说每一篇都源于这个魂牵梦绕的家乡。因此，好好反思一下我们的农村研究是必要的。 1．农村研究的“家乡化”及其前提 所谓农村研究的家乡化，是指研究者充分利用对自己家乡的熟悉性和地方性知识，在农村研究的过程中，省略或折扣调查环节而进行的实证研究现象。这里的家乡既是具体的家乡，即指研究者出生和生活的家乡，又是抽象的家乡，即研究者通过各种途径而形成的农村印象（知识），也就是研究者熟悉且已牢固印入自己脑子中的农村模版，具体的家乡是抽象家乡的基础。比如费孝通先生研究的地域也是从家乡开始的，他从家乡的一个村扩大到吴江七大镇，又到整个吴江县，再扩大到苏南地区。[2]笔者提出“农村研究的家乡化”这个概念并非“家乡化”不好，相反只要把握住了，有了回避“家乡化”陷阱的意识，家乡化是有助于深入的农村研究的。提出这个概念的目的是为了唤起农村研究者的注意，要充分意识到“家乡化陷阱”的危险性，同时也让农村研究者充分认识到家乡化的优势，便于做出更深入、深刻的农村研究成果。 一般来说，农村研究讲究“进得去”与“出得来”。所谓“进得去”就是指要用农村的地方文化和知识体系，用“文化主位”的方式去理解农村、农民的行动与现象，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农村、才能得出正确的研究结论。显然，要运用农村的地方文化和知识体系就必须对农村生活及其环境非常熟悉。只有熟悉了，我们才能了解和接受这些地方性的知识体系和文化，才能理解农村、农业和农民。王铭铭先生认为，要用农民主位的方法去研究“三农”问题，就要住在同一个地点一年以上，而北京大学人类学学位的研究生也规定，要取得学位，外国人必需住一年以上，博士生必须住六个月，硕士生也必须住三个月以上。[3]农村的地方之间是千差万别的，特别是在当今中国农村非均衡发展的条件下，对某地农村的熟悉，对某一地区的地方性知识的学习和了解绝对不可能移植于其它的地区；与此同时，农村本身的发展变化又是日新月异的，农村每天都在变化，每天都有新事物和新现象出现，地方性知识与文化体系正处于快速的解构与重构之中。因此，对农村的地方性知识和文化体系的了解绝对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特别是在今天城市文化和知识体系向农村快速渗透、农村和农民处在“现代化的车轮”之下时，要熟悉农村必须有足够的时间保证。 现代科学要求人们把知识形式化，也就是说构造一系列只是“专家”们所能了解和专用话语和概念。这样，便只有专家，也就是已经接受其理论前提的人们，才对其拥有发言权。普通人不可问津，更毋庸说质疑。[4]因此，当前研究农村的人，少有来自“第一线”的农民。这些农民虽然很容易“进得去”，因为他们本身就身处其中，但他们却“出不来”（也许过于绝对，但对绝大多数农民应该是准确的），因为他们没有城市身份研究者们所具备的外文化的参照和西方学科化的知识体系，而现在大多数的农村研究，没有西方的东西，文章就“不成个样子”[5]，也很难发表了。这样来看，即使不是所有，也是绝大多数的农村研究者是城市人，即生活的主要场所在城市（或城镇）中，户籍身份也不是农民，最重要的是他们所从事的是“农村研究”中的“研究工作”这一非农职业。 我们再来考察这些农村研究者，他们绝大多数与我相似，是来自农村的[6]：一是因为中国以前是个农业国家，城市（城镇）人口的比重很小，现在的城市人绝大部分来自农村；二是因为来自农村的研究者怀着对农村的感情，他们愿意研究农村，也能适应农村的调查（如果有的话）与工作；三是这些来自农村的研究者，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