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长江三角洲的商品化进程与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经营式农业.doc

论长江三角洲的商品化进程与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经营式农业 商品化进程是否必然导致小农经济的瓦解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生发展？ 所有主要的社会科学传统理论对此均持有肯定的回答。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商品化及市场机会的出现，会使小农趋于专业化生产、竞争、革新和积累。“传统的”小农农业由此而转化为资本主义式的农业。与此类似，新马克思主义者着重探寻商品化进程带来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的发生和发展。小农由此“分化”为资本主义的经营式农场主和农村无产者，“新资本主义”方式就此让位于资本主义。甚至反传统的蔡雅诺夫学派也认为小农经济会随着商品化进程而消失。“小农经济”的实质在为家庭消费而生产，市场的发展会促使这一经济的瓦解，并为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农业所取代。 然而，长江三角洲自1350年至1950年六百年间的历史记载却显示了相反的事实：蓬勃发展的商品化进程所带来的不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经营式农业的兴盛，而恰是它的衰亡；不是小农生产方式的消灭或削弱，而是它全盘战胜了经营式农业。这是令人惊讶的，因为如同1985年拙作中论及那样，华北的商品化进程确实伴随着经营式农业某种程度的扩展，如果照此推论，商品化程度远甚于华北的长江三角洲经营式农业的程度应该更高，就象“资本主义萌芽”模式所估计的那样。然而详细的考察却显示出相反的状况：长江三角洲的经营式农业在此时期内不断萎缩，到十九、二十世纪时实际上已基本消灭了。本文从揭示这一历史现象入手，进而探究其发生的原因。 (一)二十世纪长江三角洲的经营式农业 长江三角洲经营式农业的实际状况由于现存统计资料的局限而变得模糊不清。在华北平原，关于河北、山东省的总体资料真切地反映了当地的实况。而就长江三角洲而言，江苏省的资料实际由两个非常不同的地区的状况拼凑而成：一是灾害频繁的淮北旱作区，即华北平原的一部分；另一是相对安定的稻作区，包括长江三角洲。因此，全省的资料很容易引起误解。 如果就全省笼统而言，人们会觉得与华北平原的情况——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九至十属经营式农业——大体略同。江苏省拥有百亩以上耕地的农户为1.3%，而河北为1.71%。江苏12.1%的农活由雇工完成，而河北为23.4%。江苏人口的8.8%为雇农，而河北则为11.6%。 然而，对单个村庄的的人类学实地调查却产生了非常不同的结果。在河北和山东西部，调查结果与全省的总体资料相吻合，满铁对该地区三十个村庄的调查表明，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九至十属于经营式农业，长工占农户总数的12.5%，完成的农活为所有雇工工作量的五分之三（其余部分系由短工承担）。但是在长江三角洲，单个村庄的调查结果却与全省总体资料大相径庭。如表一所示，在选样调查的八个村庄中无一例可定性为经营式农场，即靠雇工（通常雇佣三个或更多人手）维持的农场。其中四个村庄根本就没有雇佣长工的农场，其余村庄中有的富农雇佣了一两个长工，但没有主要依赖于雇工的大型经营式农场。至于雇佣劳动力方面，四个村庄没有人以充当长工为业；另四个村庄中，长工占农户总数的1.9%至4.7%，平均仅为2.9%。 社会基层的资料更为真切地反映了长江三角洲的真实情况。我们若把卜凯的资料析解到县的一级，可以看出长江三角洲的实况的一侧面：农业雇工率常熟为0%，昆山为5.3%，无锡为4.2%，均大大低于江苏省的平均水平12.1%。最说明问题的资料是华东军政委员会土改时期在苏南地区的调查。这个调查涉及该区八个县的二十二个行政村，这些村小至只有六十二户，大至有一千六百八十七户。在这些行政村中，农业雇佣劳动力所占的比重自0.6%至6.2%不等。表二是根据这八个县的情况分别统计的平均百分率。期间的计算按各县分列，而不是以人数为单位，以免过于侧重无锡县，因其调查人数占总共65，326人中的27，358人。此县副业和非农业雇工分布广泛，农业雇农很少，在被调查的人中仅占三十八户一百三十八人。据我们统计，雇农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平均占总户数的3.8%。我相信这一数据完全可以作为长江三角洲农业中雇佣劳动规模的估计。 这些数据连同实地调查提供的情况，表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长江三角洲实际上不存在华北平原那样的经营式农业。仅有少数相对较不的富农雇佣帮工，但他们自身仍承担了主要的、至少是等量的田间劳动。这些状况造成了农业雇农仅占总户数的3.8%左右。至于大土地所有者几乎全采取土地出租的方式，而不是通过使用雇佣劳动来直接经营。华北的农业由耕地面积9－10%的经营式农业，15%的佃农家庭式农业，及75%的自耕农家庭式农业构成。与此对照，长江三角洲的租佃比重高得多，几达全部耕地面积的42%，而经营式农业却是微不足道的。 （二） 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的经营工农业 随着商品化和城市进程，明代长江三角洲的植棉经济和蚕丝经济首先得到发展，当时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富农经济与经营式农业的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