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和理论.doc

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和理论 编者按： 中国，特别是当今的中国，发展日新月异，各种思想潮流激荡碰撞，同时也存在着不少社会问题。作为“轨物程式、设范例制”的法律和法学，当今中国是其不可回避的问题，无论是坚守法律教义的法教义学还是强调社会科学方法的社科法学，其关注点都不可能仅仅局限于为处在纠纷中的当事人提供一个法律的解决方案，而是要探求更为深远的问题。今日的中国赋予今日的学术以特殊的使命，那就是深耕中国的田野，指明中国的问题，廓清中国的道路。 那么，“认识中国”也自然而然地成为学术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本号从今日起，会陆续推出一系列讨论中国社会实践和法律实践的文章，以期给读者更多的启发和思考。 第一期的文章为黄宗智《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原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本号将拆分为上下两篇连载。上篇为《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和理论》。这里面集中反映了黄宗智对中国的理解，特别是他强调用实践理论打破传统“中国/西方”、“传统/现代”以及“形式/实体”的二元认识误区，发掘历史赋予中国的特殊学术传统。下篇为《一些初步的认识》，黄宗智结合自己既往的研究，从“中国法律”、“中国经济”、“中国社会”三个角度讨论了他所理解的中国实践。 ??? 现推送本文，以飨读者。 ??? 长期以来，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中国研究领域都以未能形成自己独立的学术理论为遗憾。在西方入侵之前，中国文明对本身的认识自成系统，藐视其他文明。但是到了近现代，这一认识全面解体，逐渐被西方认识所取代。国内外中国研究也因此普遍从西方理论出发，不少学者甚至把它们硬套于中国实际，结果使相关研究不时走向歧途。另一方面，反对这种以论带史倾向的学者，或者是提倡本土化的学者，又多局限于经验研究，罔顾理论，或者干脆认同于传统中国文明。有的试图与西方理论展开对话，但一般只能说明中国实际不符合西方理论，却不能更进一步地提炼出自己的理论与之抗衡。迄至今日，本土化潮流固然相当强盛，但同时又有许多西方理论在中国国内仍被普遍认为是“经典”、“先进”或“前沿”的，是大家都必须与之“接轨”的。 ????这样，中国研究领域其实正被两种对立所主宰。一是西方化和本土化的对立，现在已经高度意识形态化和感情化，成为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一是与此相关的理论和经验的对立，等于是把理论和经验截然分开。所以，我们必须要超越这两种对立，做出有目标的选择和融合，并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新理论。本文试从认识方法的角度来探索一个可行的方向。 ????本文指出，现代西方的主流“形式主义”（formalism）理论多从理性人的构造出发，把它作为一切理论的前提，这是它们基本的认识方法。近年来这种“启蒙现代主义”理论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强烈冲击，对其隐含的西方中心主义、科学主义等等提出多方面的质疑。在近年众多的理论之中，又有社会学—人类学领域的Pierre Bourdieu（布迪厄）提出的“实践理论”（theory of practice）对马克思、韦伯以来经典著作的强有力的挑战，它试图超越过去主观和客观主义之间，以及意志主义和结构主义之间的长期分歧，并且提出以实践为根据的理论的设想。 ????布迪厄的设想其实和中国革命在大革命失败后形成的独特的认识方法有不谋而合之处。本文因此从这里切入，进而讨论其学术含义。排除其伴随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这套认识方法在理念上接近于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在调查方法上，它类似于现代人类学；而在学术研究上，则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于费孝通那样的现代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它十分不同于儒家传统中的认识论和历史观，也与现代西方主流认识论迥异。它要求从实践出发，进而提高到理论概念，然后再回到实践去检验。正是这样的方法为我们指出一条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和理论的道路。 中国现代的认识论和历史观的形成 ????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迫使中国革命运动的重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它的社会基础也从工人转移到农民。但当时的知识分子对农村的认识大多十分有限（来自农村的当然除外），甚至是一无所知。明清以来，中国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早已迁入城镇，脱离农村生活。到了近代，随着城市现代化的进展，这种隔离更加显著，城市中的知识分子和乡村里的农民几乎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加上传统儒家思维方式——一个脱离社会实际的、用道德理想替代社会实际的思维方式——的影响，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缺乏实际的、准确的关于农村的认识。正是在这几个历史条件的相互作用之下，形成了中国革命运动对其知识分子的特殊要求:深入农村学习，了解实际，从那里找出行之有效的措施和政策。 ????其后形成的是一个完全不同于儒家传统的历史观。它要求知识分子认同于农民的立场和观点，一反过去以士大夫为中心的历史观。正是革命的需要迫使中国共产党把历史视作由农民的利益和行动推动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