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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启动农村改革的社会动员智慧 牛丽君: 1978年11月,安徽省小岗村的十八家农户在一纸契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率先实行了后来风靡全国的“大包干”,标志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开始。在人们习惯于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的时代背景下,面对十年文革的贻害,加之来自“左”倾势力的影响和农业问题上长久以来存在的“左”的错误,这场改革的发轫和推行决不是一帆风顺的。 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以敏锐的眼光、非凡的胆识和饱满的热情,对包产到户表示极大的支持,并为达成改革共识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动员。在他的推动下,1982年中共中央发布《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第一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正面肯定了以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奠定了农村改革的基本方向。本文试图探讨1979-1982年邓小平如何运用社会动员智慧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农村生产责任制改革,为当今的全面深化改革工作提供借鉴。 农村生产责任制改革的社会动员色彩 “社会动员”一词最初出自美国政治学家卡尔·多伊奇的《社会动员与政治发展》,用来描述“社会的、经济的和心理的旧的束缚的瓦解,以及人们渐渐适应于新方式的社会化和行为的过程”,意指现代化过程中社会成员在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上的新旧交替。中国学界最初提起社会动员时,更多的是指代应对特殊时期需要的、政治色彩浓厚的集中动员。目前国内外普遍接受的观点是,社会动员在广义上可以被视为“有目的地引导社会成员积极参与重大社会活动过程”,并不局限于狭义的“对资源、人力和人的精神的动员和发动”。 邓小平很早就强调不要再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然而他并不全盘否定社会动员,而是思考如何“采取好的动员方式”,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将如何打破固有观念、达成思想共识的艰巨任务摆在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领导人面前。包产到户并不是小岗人的首创,它在历史上已经出现过三次,此前二十多年来一直是农村工作上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同义词。由于长期以来“左”的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占主导地位,在此情况下明确区分是非正误很不容易。粉碎“四人帮”头两年的风气就是继续把学大寨运动作为解决农业问题的根本途径,建立家庭生产责任制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在这种情况下,单纯的制度化建设不足以清除负面遗产的消极影响、推动改革深化发展。而社会动员具有短时间内调动大量人力、物力或精神力的效果,能够在确保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及时、彻底地完成思想解禁、清除阻碍的任务。 因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必须在不依靠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情况下,合理运用社会动员的方式,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观念的破旧立新,充分激发举国上下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完成打破坚冰的第一步。事实上,邓小平充分发挥了社会动员智慧,突破了党内外农业思想上“左”的桎梏,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出色地完成了社会动员任务,形成了不可逆转的农村改革潮流。 农业生产责任制改革中邓小平的思想动员智慧 小岗人搞的“大包干”,与当时多数领导干部的思想观念相冲突,生产关系的调整被放到“姓资还是姓社”、“是不是鼓励分田单干”的路线问题上批判。而割资本主义尾巴、批修斗私、打倒走资派等历次运动也让农民心有余悸,很难放下顾虑,更多地持观望态度。生产责任制改革一时踌躇不前。 面对重重阻碍,邓小平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在改革的重大问题部署上不搞争论,同时寻找合适的时机发声支持,巧妙地逐步打破思想桎梏。1979年6月18日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万里和邓小平谈到安徽一些农村开始搞大包干,邓小平赞许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完了,就实事求是干下去。”事实上支持了尚且处于摸索阶段的包产到户。一个月后,邓小平专程去安徽考察工作,其间在座谈会上看似漫不经心地讲了一个小故事:河南有典型材料,有一个大队村边有十几亩地,鸡、猪随便糟蹋,没有收成,后来包给三个人管理,结果收成很好。就是这个大队,以前收入很低,现在二百几十元。看来,一搞责任制,群众的劲头就来了,他就千方百计地要搞好生产。邓小平的讲话,让安徽农民长松了一口气。1980年5月31日,他在重要讲话中再次提到:“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增产篇幅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及时地支持和肯定了安徽包产到户的成绩,给农民吃了定心丸。与此同时,针对一些人对包产到户会影响集体经济的顾虑,邓小平明确指出:“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他的讲话对打消疑惑、统一认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破解了人们对历史教训和现实困境的双重担忧,解除了农民的思想包袱。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围绕农村生产责任制改革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思想动员。在思想上,坚持贯彻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摒弃僵化的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正确地以马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