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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复观学术态度研究论文 徐复观(1904－1982)是当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他出身行伍，年近五十始转向学术，执着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近三十年。自其1956年出版第一部学术著作《学术与政治之间》甲集始，至80年代初，出版了《中国人性史．先秦篇》、《两汉思想史》(三卷)、《中国思想史论集》、《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编》、《中国艺术精神》等近三十部学术著作。这一学术成就使许多终生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也会感到惊奇。徐先生的学术著作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涉猎的范围广，从思想史到经学史、政治史、逻辑学说史，从文学到艺术，均有建树；二是著作水准高，徐先生的著作条分缕析，结构整严，随机感悟，透辟见底，言词恳切，真诚感人。徐先生之所以在学术上取得如此成就与其对学术研究方法的独特感悟是分不开的，他的学术研究方法对于每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自己的头脑好比是一把刀，西方哲人著作好比是一块砥石 在学术研究领域，徐复观主张将个人哲学思想与古人的哲学思想完全分开。他认为可以用自己的哲学思想去衡断古人的哲学思想，但决不可将古人思想涂上自己的哲学。他指出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常借古人的几句话来讲自己的哲学思想，直到熊十力写《新唯识论》依然是“文字借自古人，内容则是出自我自己的创造”。这样往往造成研究者的思想与古人思想的混同乃至换位。于是矛盾就出现了：没有哲学修养的人，无法了解古人的哲学思想，而有了哲学修养的人往往会形成自己的哲学，以致在研究过程中将自己的哲学与古人的哲学混同。克服这一矛盾的方法，就是实现研究者的哲学思想与古人哲学思想的完全分离。他要求治中国哲学思想史的人，要“有由省察而来的自制力”。［1］这种自制力要求对古人的思想，只能在古人的文字上立根，不可先在自己哲学思辨上立基。可以说只有将古人的思想和研究者的哲学思想分卡，研究者才能与古人保持恰当的距离，才有真正客观化、独立化的研究。徐先生所要求的这种分开，实质上是一种研究向度的转变，而研究向度的转变最终应当从研究的立足点开始，也就说研究者的研究是从古人已有的文字出发，还是从自己的主观先见出发，从前者出发也就是将学术研究建立在客观的基础上，从后者出发就是将研究建立在主观的基础上。前者遵循着从材料到结论的路线，而后者则遵循着由结论去寻找材料的路线。由前者出发，就有可能使研究者将个人的思想与古人思想分开，而由后者出发就会重蹈古人的复辙。从古人的文字立根，是徐复观的学术观点“大体皆浃洽顺适，如情如理，而无剌谬不经之谈”［2］的关键。 徐先生认为治学最重要的资本是思考力，而思考力的培养读西方哲人的著作是一条捷径。徐先生所说的思考力就是分析综合中的辨别推理能力，这种能力是中国的一般知识分子最缺乏的，他认为即使那些主张西化的人也不例外。那么如何培养国人思考力呢?他说：“我常常想，自己的脑袋好比是一把刀；西方哲人的著作好比是一块砥石。我们是要拿在西方的砥石上磨快了的刀来分解我国思想史的材料，顺著材料中的条理来构成系统；但并不要搭上西方的某种哲学的架子来安排我们的材料。”［3］就培养国人的思考力而言，读西方哲人的书比纯读中国的线装书要容易的多，这大概是近代学者共识。问题在于我们读西方哲人的书收益究竟是什么?是我们的思考力得到锻炼和培养，以提高我们分析综合推理能力呢?还是从西方哲人著作中去寻求现成的架子或框子来安排我国已有的材料?前者需要读书人做几番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工作，因为思考力的培养不可能一蹴而就，立竿见影，它需经过长期浸润、默识、体察才能实现。后者是一种最省力的方法，而且往往还能立竿见影。我国学术界的许多人几十年来走的是后一条学术道路，翻开许多学者研究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的著作，几乎无不是自然观、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等几大块，其实这几大块并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国思想固有的系统或条理，而是西方哲学的系统。不少学者正是从读西方哲人著作中拿来了现成的架子或系统，到中国哲学的原典中去寻找材料进行填充。不客气地说，许多学者的聪明才智，心血气力全耗费在寻找材料去填充西方哲学架子上面了。正像徐先生指出的那样，这是“我们穿上西方舞台的服装，用上他们道具的比较研究”，但演出的并不是我们自己的戏。这种把一个活人大卸十八块，按照另一个模式再拼凑成另外一个人的作法，最终是将活的历史变成了死材料。 西方哲人著作好比一块砥石，而我们的头脑好比是一把刀，读西方哲人著作的过程就是拿我们的头脑这把刀在西方哲人著作这块砥石上进行砥磨的过程。再用磨快了的刀去分解中国思想的材料，顺着中国思想的固有条理构成系统。徐先生指出：“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有如一个文学家的文章，必定有由主题所展开的结构。读者能把握到他的结构，才算把握到他的思想。西方哲学家的思想结构，常即表现为他们的著作的结构。他们的著作的展开，即是他们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