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机会的政治经济学.docVIP

收入机会的政治经济学 （欢迎传播，不得篡改——作者陈志武） 　　今天中国的现实是，资源配置、收入增长机会既不受效率原则，又不受公平原则支配，而是由权力原则决定。 陈志武：代议制与市场：划分四类国家——收入机会的政治经济学 ● 摘要 中国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应该归咎于市场化改革吗？很多人说是。他们认为：要想减少贫富差距，中国就应该停止国企民营化和其他一些市场化改革。本文将说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实现和谐社会的办法不是回到过去的国家所有制和政府管制经济，而是加速市场化改革和建立民主政治。 在这篇长文中，关注的焦点是收入机会的政治经济学。为便于分析，我们根据一个国家“是否具有代议制政府”和“是否具有充分的自由市场经济”将国家形态分成四种类型：第一类国家拥有代议制政府又是市场经济，例如：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第二类国家拥有代议制政府但是非市场经济，意大利、法国、日本和印度近似于这一类型；第三类国家有非代议制政府，但却是市场经济，这种类型现在少见，但在现代民主政治产生之前许多传统社会，包括不同朝代的中国都属于这一类；第四类国家拥有非代议制政府同时又是非自由市场经济，当今的中国、前苏联和从前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属于这一类。 证据显示，在第一和第二类国家中，不同地区的人均收入都会逐渐趋同。从这一点看，由于民主制度能减弱政府权力被不公平使用的空间，所以它是缩小社会收入差距的决定性因素。而在民主国家中，收入趋同的收敛速度又不同。该速度取决于经济国有化、政府管制程度：一个国家的经济国有化程度越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各地区的人均收入趋同越迅速。这说明非国有经济、市场化对减少收入差距具有促进作用。 理论上，政府通过控制金融系统以及其它资源，可以找到一条比市场配置更有效地平衡收入差距的道路。但中国建国以来的经验事实恰恰相反：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不论是通过计划经济还是通过对银行的垄断和宏观调控）越强，地区间收入差距不仅不缩，反而越扩越大。我们观察到，从北京到各省会城市，到地区市，再到县一级，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从最高点依次下降至最低点，人均GDP当然也从最高依次下降至最低。这种行政权力级别与人均收入结构之间的匹配是由不平等的投资分配造成的。 传统上，我们总把资源配置应该由政府还是由市场主导的问题跟选择公平还是效率的问题等同起来，好像政府就等于公平，选择由政府配置就等于实现了公平原则。—— 没想到公平只有在相配的权力制约机制下才可能得到保证。实际上，按地区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人均投资最高，但边际投资回报最低。相反，中部和西南省份的边际投资回报最高，但人均投资却最少。也就是说，当资源不是由市场而是由政府配置，而政府配置权力又缺乏民主制衡的时候，其结果是，资源配置既不遵照效率原则，又不符合公平原则，而是遵照权力关系原则。于是，哪里掌控的权力越大，那里的发展机会就越好，使地区间经济差异达到最大，而不是降低。选择政府配置资源的结果不是促进了公平，而是最大化了权力的作用空间。 所以，市场化改革并不是收入差距恶化的根源，它只不过是把本来一直隐蔽存在、更深层的制度机制问题以更夸张的形式表露出来。换句话说，市场化改革是问题的表，权力制约机制缺乏才是收入差距恶化的本。如果要减少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平衡发展，应该做的恰恰是推进根本性的宪政民主建设，深化（而不是中止）市场化改革，向民营企业开放更多的领域，给民企与国企平等竞争的权利。通过减少政府对资源配置的控制，至少能把不受制约的权力所可能带来的收入机会扭曲缩到尽可能的小。 为什么地区间、城乡间、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日益恶化？时下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是由市场化改革所致，认为民营化改革、私有经济是其根源。于是，政府开始反思经济改革方向，减慢国有企业民营化进程，同时以宏观调控名义重新加强对经济的管制。一些学者甚至呼吁停止民营化、停止市场化改革，觉得保住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国家财政“三位一体”的体制才能制止贫富差距的恶化。 当然，这种看法不是什么新鲜事。事实上，几百年来，很多思想家和普通百姓都认为私有制和自由市场交易是万恶之源，是导致收入不平等和社会动乱的根源。按照这个逻辑，为了实现“公平”，国家当然最好是拥有所有的生产资料，保证对金融的绝对垄断，严密管制经济，把所有的“资本主义尾巴”都割掉，不让市场有任何自由发挥的空间。正是出于这样一种逻辑，才有前苏联、东欧、1978年以前的中国、1991年前的印度以及其它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也正是由于这样一种思路，众多西欧国家虽然在二战结束之后没有大规模进行财产国有化，但也都加强了对经济的管制，限制市场的空间并让政府经营新兴工业。 到了1980年代，各国的国有企业都负债累累、效率低下，迫使它们竞相开展大规模的私有化运动，以增强其企业在全球化国际竞争中的优势。虽然过去二十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