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订烧瓷对清代釉上谛瓷的影响(图).docVIP

论西方“订烧瓷”对清代釉上諦瓷的影响 （景德镇近现代陶瓷研究所 景德镇市 333000） 因远隔重洋、路途遥远，中国与欧洲之间文化艺术和贸易的直接交流在很长时间内几乎处于空白。直到明代晚期时，随早期欧洲航海家抵达南中国海，从此开启了中欧直接贸易的序幕，中国商品大量远销西方，这其中，瓷器是最吸引欧洲客商的中国产品之—。西方客商不仅仅满足于挑选中国瓷器，其中一部分客商还应王公贵族的要求前来中国特别订制瓷器，西方“订烧瓷”开始兴起。清康熙时期始，西方“订烧瓷”进入发展高峰期，西方客商纷至沓来，带来大量样品要求中国瓷工制作，促使清代瓷器特别是釉上彩瓷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与传统风格产生了显著差别，揭开了中国釉上彩瓷发展的崭新篇章。深入研究西方“订烧瓷”对清代釉上彩瓷发展的影响对于我们更加清晰地理解清代釉上彩瓷在艺术、工艺、文化等各方面的新变化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1．清代西方“订烧瓷”概说　　“订烧瓷”系指外国客商根据本国需要前来中国订制瓷器，从器型、纹饰以及胎釉等各方面都提出要求。中国瓷器在很早以前即大量出口，但从东汉直至宋代，订烧行为却并不多见，绝大多数产品是纯粹的中国式样，并未依据各国文化习俗作适应性调整。元代时，一部分外销瓷出现了显著的异域特色，特别是青花瓷，似专为外销中东国家而制，订烧行为有可能已经出现，如今藏于土耳其、伊朗等国的青花瓷即可能为当时中东国家王公贵族所专门订烧。明代晚期时，西方国家来到中国南方沿海，并大量购进中国瓷器，大规模订烧行为由此开始。明代西方“订烧瓷”主要类型为被称为极具特色的克拉克瓷。克拉克瓷以盘沿的多开光装饰为主要特征，带有浓郁的西方色彩。进入清代以后，清初战乱的频仍使西方“订烧瓷”行为几乎为之断绝。直至1684 年，天下大定，康熙帝解除了海禁，才迎来了西方“订烧瓷”新的黄金发展阶段。　　清代西方“订烧瓷”的主要客商已由晚明时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而转为英国东印度公司，但法国、荷兰、葡萄牙、西班牙以及稍晚加入的美国、瑞典、俄罗斯等等欧美各国客商数量亦不少。清朝政府采取的是闭关锁国政策，一方面，希望通过外销以达到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但另一方面却对西方客商严加防范，特别是从乾隆二十二年开始，只允许西方客商在广州口岸活动，并且活动的范围和时间都加以十分严格的限制，西方客商对华贸易活动必须由带有官商性质的“十三行”经纪商中介进行。尽管有着种种严厉的限制，但十七、十八世纪欧洲已经掀起“中国风物热”，中国瓷器受到欧洲王公贵族的热捧，因而，仍然每年都有大量西方商船前往中国订烧瓷器。欧洲许多贵族委托这些客商订制各种专门用途的瓷器，价格高昂、式样繁多，与中国传统瓷器有着显著区别。　　清代西方“订烧瓷”与明代相比有着显著区别，无论是种类还是数量都有明显增多，尤其是在纹饰方面差别更为突出。明代西方“订烧瓷”除构图布局外，在纹饰上仍以传统纹饰为主流，而清代“订烧瓷”则绝大多数为西方式纹饰，异域色彩更为明显，在欧洲受欢迎程度更高。清代“订烧瓷”绝大多数为釉上彩瓷，只有少部分为青花瓷以及雕塑瓷等。清康熙时期，“订烧瓷”以青花和五彩产品为主，而至雍正、乾隆时期则转为以粉彩、广彩、珐琅彩瓷为主。西方客商订烧专用瓷的方法主要有：第一、带来各类欧式金属器皿、精陶器、珐琅器等实物前来订烧与之相仿的瓷器；第二、带来大量油画、版画作品，包括人物、风景、静物等类型，要求中国瓷工仿制；第三、带来各类木制模型及图纸要求中国瓷工仿制。 2.西方“订烧瓷”与清代釉上彩瓷的大发展 中国釉上彩瓷在明代时仍很不完善，品种单调且缺少色阶变化，而进入清康熙时期以后出现显著的变化，达到空前发展的新阶段。促使清代釉上彩瓷大发展的因素众多，而其中西方“订烧瓷”的大幅度增长是至为关键的原因之一。清代西方“订烧瓷”中，青花瓷的数量急剧减少，釉上彩瓷订烧量迅猛增长，从而使清代中国瓷业生产中釉上彩瓷所占的比例迅速超越青花瓷而成为产量最大的瓷器品种。这一变化的重要原因是：清代时， 以法国宫廷为中心的欧洲审美风尚发生了剧烈变化，对华美富丽装饰风格的推崇占据了主流，从而导致对华青花瓷需求量的衰减和釉上彩瓷需求量的大幅上升。 西方“订烧瓷”风尚的转变首先刺激的是清康熙五彩瓷的大发展。康熙时期，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俄国沙皇彼得大帝等欧洲王公贵族纷纷向中国订烧瓷器，其各类制品以五彩装饰为主，其中尤以极富丽堂皇的纹章瓷为主流。康熙时期，景德镇应外商需求生产制作了数量很大的五彩外销瓷，绘制精湛、色彩绚丽。康熙时期发明了釉上蓝料，而蓝料极可能是在西方客商带入的珐琅蓝料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康熙五彩中还加入大量珍贵金彩，使之更显富丽，显然亦是应西方客商需求而特别制作的。由西方客商带来的珐琅器等还源源流入康熙宫廷中，促成了珐琅彩瓷的创烧。　　随着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去世， 路易1—五登上王位，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