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城市化进程中的制度约束和农民的选择.docVIP

农村城市化进程中的制度约束与农民的选择 赵小谛/郭霖 【专题名称】农业经济导刊 【专 题 号】F2 【复印期号】2004年07期 【原文出处】《江海学刊》(南京)2004年03期第53～58页 【作者简介】赵小谛，郭霖，南京行政学院 【内容提要】 中国城市化的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既定制度与农村居民选择之间的相互作用。江苏南部的城镇化，是在城乡分割体制约束下，农村居民为实现就业、提高收益而选择发展乡镇工业化的结果，同样，城市化绩效不足，也形成于农村居民在制度约束下所做出的滞留于乡间的选择。城镇化的进一步演进，有赖于农村居民积极地向城镇迁移，而这又有赖于城市化制度的变迁。城市化制度必须在农村居民群体制度需求拉动下实现变迁，否则就不能够约束或激励农村居民做出迁移的选择。让农村居民拥有土地处置和交易权是中国城市化演进中必要的产权安排。只有当农村居民拥有了土地处置和交易权后，他们才能参与城市化制度的博弈，并获得自主迁移的权力，城市化才可望在社会各群体多赢的基础上演进。 【关 键 词】城镇化/农村居民/制度约束/土地产权/就地工业化 在经济意义上，城乡人口分布之所以发生变化，乃是在城镇这一特定空间出现了更多的收益机会，且大到足够吸引农村居民做出向城镇迁移的选择。在多数具有市场经济传统的国家，是城市工业化提供的收益机会引致农村居民向城镇迁移，并推进了城市化。与这些国家不同的是，在中国，由于城市工业发展不足、农村人口规模庞大以及存在着城乡分割体制，即使城市工业能够得到充分地发展或城市建设有了很大的进步，都仍然不足以胜任吸引和容纳农村居民迁移的重任。于是，农村乡镇工业的发展及由此生成的城镇化就成了中国城市化独特的演进路径。本文从分析中国城镇化的典型样本——江苏南部的城镇化出发，指出在中国独特的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居民群体的选择始终制约并决定着中国城市化的绩效，而他们的选择又来自于独特的制度约束。 　　　　就业压力与制度约束 近20年来，城镇化作为城市化的方式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推行述的江苏南部，是指苏州、无锡和常州这三个城市及周边地区。该地区近20年来，经济得到了高速的增长，同时城镇化水平也有了极大的提高。因此，它是一个研究中国城市化的典型样本。 20世纪80年代是本文讨论的时间起点，因为那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年代。在此之前，中国的城市化处于停滞状态。那时如果有一些城乡人口之间的变动，也只是政府的行政行为强制所致，且多是从城市向乡村的逆向流动，并不是经济主体出于收益考虑的选择。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既扩大了地方政府和各级组织的地方经济管理权，也通过土地承包经营制度让农民拥有了土地的部分产权。至此，农村居民家庭才拥有了土地经营自主权，家庭成员才获得了利用闲暇离开土地从事其它经营活动的权力和机会。 江苏南部城镇化的初始经济动因，并不出之于以城市化为目标的特定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划，而是来自于当地人口与农地供求冲突所形成的农村人口的就业压力。改革使农民具有了经济决策权，有了增加收入的冲动。但该地区却人多地少，农业用地资源高度稀缺，使农村人口难以凭借农业经营实现收入的增长，提高收入只能依赖于发展非农产业，扩大农业外就业。因此，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农业外就业，改变以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就成为江苏南部农村居民发展工业的初始动力。 在具有市场经济传统的国家与地区，农村人口可以通过参与城市工业化，迁移到城市实现农业外就业来增加收入和提高福利水平。但是在江苏南部，却存在着一系列阻碍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并参与城市工业化的制度约束。 中国长期计划经济的制度安排之一，是在城市和乡村实行了不同的社会经济管理制度，在中国，这被称之为城乡二元分割体制。在城市与乡村的分割体制下，城市与农村之间存在着如行政区划、居民户籍管理、经济资源流通渠道、社会福利等内容差异极大的制度安排，城乡之间资源的流动因此而相互隔绝。长期实行城市与乡村分割制度使中国的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特别严重。城市与农村的居民在就业机会、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群体就业素质上都出现了较大差异。因此，农村居民增加收入的愿望就不能够通过进入城市寻求就业来得到实现：一方面在城市和乡村的二元分割体制下有一些制度不允许他们进入城市，另一方面，城市与乡村之间二元经济结构所形成的收入与消费水平差距，又使他们不能承受进城相对高的生存成本。 事实上，农民在当时的利益比较下迁居到城市也是不经济的行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主要成果是实行了土地承包经营制，它使农民拥有了农业用地的经营权和使用权。土地经营承包制是按照有户籍的农民家庭来分配土地的，因此，迁移就意味着放弃土地的产权。所以，农民的土地经营承包权和同样无偿获得的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