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治村”观察.docVIP

走向“资本化运营”的村庄治理 ——江西J县农村“老板治村”现象观察 李建斌 摘要 税费改革以后，在向公共服务治理转型中，缺乏合作、处于分散之中的孤立小农，无法直接承接国家大规模的“资源下乡”，地方政府为了推进＂民生工程＂转而与资本结合。企业主以“资本化运营”的方式治理村庄，不仅获得巨大的利润回报，而且逐步控制了乡村社会的各种集体资源。治理转型出现的这些“非预期”的结果最终损害了国家在农村的权力基础。 关键词 资本化运营 村庄治理 激励机制 中国农村的治理正在经历一个重大的转型，政府从“控制提取型”治理转向“公共服务型”治理，农村由资源输出地变成资源输入地。国家全面取消农村税费，并且宣布实施“以工业支持农业，以城市带领乡村”的政策。各级政府每年投入“三农”的资金不断增加，从2005年到2009年中央财政投入“三农”的资金由X亿到5955亿元。但是新的治理模式要建立起来并不容易，新的政策虽然部分缓解了原本十分尖锐的“三农问题”，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非预期”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农村新政策所带来的新问题并不少于想要解决的问题。 2009年3月到6月，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组织对江西金溪县农村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调查。我们以距离县城的远、中、近为标准，选择了三个村做调查，距离县城26公里远的是D乡汤村、20公里远的是S镇陈村，5公里远的X镇杨村。调查中我们发现，在农村治理转型中，村干部的身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控制提取”时代的那些村干部集体退出农村政治舞台，“新型村干部”普遍是当地的工商企业主构成。村干部身份构成的变化集中表现在2008年的村委会换届选举当中，许多农民对这次选举的共同的感觉是“如今当村干部要很有钱才行”。 本文先对这三个村的治理状况做一个普遍性的概括，然后以其中最为典型的陈村为个案，分析工商企业主是如何从经济领域走上了村庄的政治舞台中心，以及“老板治村”给农村治理带来的影响。本文认为，缺乏合作、处于分散之中的孤立小农，无法直接承接国家大规模的“资源下乡”。地方政府为了落实“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的任务，推进农村的“民生工程”建设，不得不寻找资本的帮助，让企业主以“资本化运营”的方式治理村庄。 企业主们在权力的结合过程中，不仅获得巨大的利润回报，而且逐步控制了乡村社会的各种经济资源。治理转型出现的这些“非预期”的结果最终损害了国家在农村的权力基础。 一、个案材料 凡是到农村去做调查都必定要先在村里找村干部访谈，我们在这次调查中却基本上在村里找不到干部，村“两委”的负责人都不住在村里，他们的家在镇里甚至县城，他们属于“不在村”的村干部。当我们就这一现象访谈秀谷镇的一位副镇长，他告诉我们，“如今各村的主要干部都是经济能人，他们是新型的村干部”。这些“新型村干部”的确与税费改革以前的村干部有极大的不同。 1、“新型村干部”的基本特征 首先，这些“不在村”村干部已经完全脱离了农业生产，在镇里或县城从事工商业，是私营企业的老板。这些企业老板虽然户口仍然在村里，但家里的田地都租给了别人耕种，自己成了收租的“地主”。这几年随着粮价提高，田租也跟着水涨船高，2009年的田租已经涨到每亩100斤谷子。汤村的村支书汤志说，他家租出去的7亩田收租的谷子加上国家的种粮直补，解决了全家人的口粮。汤志是镇里屈指可数的“大老板”，从事房地产开发，还是一个挖沙厂的大股东。乡里最大的一处商业小区是他开发的，他家的房子是镇里马路边一幛三层的别墅，建筑面积有800多平米。离他的房子不远是一个很有名的度假村，度假村的老板是他的姐夫——也是乡里另一个村的村支书。汤村不仅村支书是老板，其他所有的村干部也都是生活在镇里的老板。村主任是镇里一家饭店的老板，民兵营长是加工厂老板，会计是商店老板。杨村的情况与汤村相似，村主任周运青的家甚至是安在县城，因为他在县城从事服装批发生意。他从县里赶回村里来办事颇为不易，有一次我们在村里遇到镇干部下乡，镇干部们不得不耐心等待远在县城的村主任。 其次，由于村干部们不在村里居住，所以村干部对村政的管理只有采取“遥控”。现在大部分农户都安装了电话或是有了手机，打电话找人还是很方便。村干部“遥控”主要是电话指挥“队长”完成各种工作任务。“队长”是从人民公社时期延用至今的称呼，现在实际上是指自然村负责人。队长这一级是村里自行设立的管理层级，工资由村委会自行解决。对于“不在村”的村干部们来说，队长是他们的手脚和耳目，队长协助村干部具体落实上级的各项工作安排，组织农业生产，调解村民纠纷等等。离开了队长，各自然村的工作便像断了线的风筝失去控制。但大多数队长并不积极，队长一年的工资在400元到800元之间，报酬上缺乏吸引力。另一方面，队长是体制外的“村干部”，不被国家政策承认，没有明确的权力和职责，工作往往很难开展。在我们所调查的3个村，很多自然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