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区”图谱.docVIP

中国“特区”图谱 　　纵观中国对外开放史，我们能够很明显地看到，正是以深圳等经济特区为突破口，中国的对外开放逐步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港口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海经济开发区-内地”的对外开放格局，而随着对外开放空间领域的不断拓深，是时间轴上改革的不断深入。 　　开放倒逼改革，同时改革又要求进一步地对外开放。这种“借力打力”之法，无疑是一种政治智慧。中国正是依靠这种“先行先试”的思路，将改革开放的范围由沿海扩展至内地，经济呈现新活力，保持了持续30年经济的高增长。 　　“先行先试”30年 　　1980年5月，广东与福建两省开始实行对外开放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同年8月，批准在深圳、厦门、珠海、汕头试办“以市场调节为主的区域性外向型经济形式”的经济特区，市场经济的因素在开放过程中得到培育。 　　1984年2月，14个沿海港口城市得以开放。1985年，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区被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自此中国的区域经济得到长足发展。 　　1990年3月初，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提出：“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可以更广大地开放。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同年4月，国务院正式宣布了开发浦东的决定，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不久，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经国务院批准设立。在中国大陆出现的第一个保税区是1987年由深圳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深圳沙头角保税区，1991年国务院正式批准。而从国务院批准设立的时间看，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是中国大陆第一个保税区。 　　1990年4月，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在浦东开发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国务院给浦东开发的十项优惠政策。其中除了减税、放宽外商准入条件之外，第七项还提到：“在浦东新区的保税区内，允许外商贸易机构从事转口贸易，以及为区内外商投资企业代理本企业生产用原材料、零配件进口和产品出口业务。” 　　1992年，邓小平南巡，他在讲话中提到：“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不久，党的十四大报告正式提出：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的新飞跃。 　　经过十多年的全面开发和建设，浦东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带动了整个长三角经济区经济的发展。2005年，国务院正式批准浦东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为了区别于1980年代的经济特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常被称为“新特区”。上海取代深圳，成为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开启点。 　　上海浦东“先行先试”的成功点燃了各地的激情，一系列的国家级新区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应运而生。 　　2013年年初，李克强在长三角调研时谈到，服务贸易将是下一步对外开放的重点，沿海要敢于先行先试，以开放促改革。在调研结束6个月之后，国务院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一轮的“先行先试”拉开了序幕。 　　给政策-改革-要政策-再改革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认为：“从1978年底到1992年这个阶段，实际上是一个放权、让利、减税来培育市场经济因素的阶段。”正是对经济特区的一系列优惠政策，才极大地激发了地方的活力，找到了改革的突破口。 　　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国家对开放城市及区域的放权、让利及减税等政策逐步提升。1988年，海南成为中国的第5个经济特区，实行比深圳等经济特区更加灵活、更加优惠的政策，享有更多的经济活动自主权。 　　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提出“四沿战略”，对外开放城市沿海、沿边、沿江、沿路（指作为连接欧亚“大陆桥”的一部分，从东部港口至新疆阿尔泰山口这段铁路沿线地区）在全国范围内铺开，深圳的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而这些城市均享受东部沿海城市的开放政策。深圳作为改革的先行者，彼时正面临着“特区不特”的尴尬和挑战。 　　在国家给对外开放城市的政策中，有一条是“可逐步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1984年9月，国务院批准设立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国第一个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随着对外开放城市的激增，经济技术开发区也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在中国的大地上。截至2013年8月，全国共有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192家，而地方的开发区则不计其数，在发展模式的大旋律中招商引资，提高GDP的音符是强音。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了顺应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以2005年上海浦东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为起点，截至2011年12月，国务院已经批准了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在内的10个国家级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