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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应掘金外交资源 　　企业与外交，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通常我们说到企业，会把它看作一种独立的营利性组织，在现代经济学里企业本质上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机制”。但无论对企业做何种理解，似乎也仅限于经济领域的协调与合作。 　　但是在20年前，如果我们说现代企业对国家间外交关系存在影响，对一国制定的外交方略至关重要，相信许多人会持存疑的态度。而在当今，纵观21世纪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悄悄地在国际政治的舞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与此同时，企业的“走出去”战略，也越来越离不开外交资源的支持。 　　企业与外交的“同盟关系” 　　所谓“外交”，似乎是国家政治机器所专属的活动形式。以官方为主体、外交官为主要参与者的外交方式使“外交”从早期欧洲秘密外交方式确立之初，即被披上神秘的面纱。 　　但是随着国家间交往的日益频繁、深入，越来越多的领域开始对国家间交往产生影响，于是外交的外延也在不断扩大。从战后日本的经济外交，到中美关系破冰的“乒乓外交”……许多非官方方式开始在外交舞台上留下浓墨重彩。而“企业外交”从一开始就隐藏其中。 　　因为，企业与西方政治存在着天然的同盟关系 　　欧美国家的选举制度是企业参与政治的重要平台。例如：美国总统选举，在美国大选中形成惯例的是摩根财团、花旗财团、波士顿财团等金融巨头长期支持民主党，而共和党的支持者主要有洛克菲勒财团、杜邦财团和梅隆财团等工业、能源、军火财团。我们进行总结之后发现：二战之后，美国历经了12位总统更替，其中的共和党总统除了杰拉尔德·福特之外，其他都发动过与能源利益、军事利益、军火商利益有关的国际军事冲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同为共和党党员的布什父子——老布什发动了海湾战争，小布什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这些战争代表着美国的利益，但是在更深层次我们看到几次热战最直接的受益者，恰恰是总统背后的垄断企业和大财团。每次战争的军火订单给军火商带来暴利，能源财团对石油的控制需求也得到满足。美国政府作出战争决定与其背后财团从中获取的巨大回报绝对不是巧合。 　　而对台湾地区军售博弈也在许多地方有财团的身影。此类情况在欧美各国的国际交往中屡见不鲜。可见，在国家的对外行为方面，执政党派背后的企业财团影响力之巨大。 　　跨国公司的“外交”功能 　　那么，就“国际惯例”而言，企业是如何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的呢？这要谈到跨国公司的特殊功能。 　　新世纪之初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公布的数据显示：步入21世纪时，世界各地的跨国公司已超过6.5万家，它们麾下的子公司超过85万家，共有雇员5400万人，年销售额19万亿美元。要知道，这一组数据表明新世纪跨国公司的能量已超过许多中小国家，其中大型跨国集团的年收入远超许多贫困国家的GDP水平。 　　那么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国家是享有主权的，而跨国公司的规模再大也不享有主权、领土、人口等国家固有的元素。可是，由于跨国公司以控股方式对国外企业实行控制，有的母公司所控制的资源及资金已经多到能够控制子公司所在国的经济命脉。在这种特殊的条件下，许多贫弱国家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通过特殊方式向跨国公司让渡部分权力，使其在本国建厂以解决就业问题、开矿以解决财政问题……追根寻源，跨国公司是垄断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产物，它有着极强的趋利性，它的出现会让一些贫弱的欠发达国家产生依赖，从而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政策甚至外交政策，使其制定有利于企业的对内、对外政策法规。 　　从另一方面看，全球上万个跨国公司之间盘根错节的关联，也使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宗教的国家间关联更加紧密。由于每个国家颁布的政策法令特别是外交决策有可能严重影响到关税、进出口壁垒等跨国公司的利益命脉，因此跨国公司对每个国家的政权更迭、政策改变都极其关注。从利益角度上讲，跨国公司更需要和平、稳定的土壤，反而对国家主权、统治阶层特殊利益等政治元素比较淡漠。因此作为一种特殊力量的存在，跨国公司对世界上少数国家的强权政治、独裁政治，或大国对小国的政治欺凌都有限制和制衡的作用。 　　可以确定的一点是：新世纪的跨国公司已经成为国家、国际组织之外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任何国家的对外交往都不可能完全忽视跨国公司的利益绕道而行。 　　中国企业不可小觑的外交价值 　　我们国家一直在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实际上推动了越来越多的国内优秀企业向跨国公司发展。这期间，企业的经济活动与国家的外交活动实际上会出现相互作用的效果。 　　只是很多企业还没有主动关注和参与到这种相互作用中，因此也没有充分利用“走出去”过程中所能利用的资源，更没有发挥企业在外交中的应有作用。 　　从国家层面来看。经济交往是可以通过两国或多国企业间的合作得到升华的。从1980年代开始，国家就开始为企业家创造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