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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 　　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曾说，管理总是“受到特定社会中的价值观念、传统和习惯等因素的制约”，并且“管理越是能够运用社会传统、价值观和信念，它就越能够取得成就”。历史悠久、灿烂辉煌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包含着丰富、独特的管理文化，构成不同于西方管理文化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准确把握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的基本特点，才能继承和弘扬传统管理文化的精华，推动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创新。 　　中国传统文化是由《周易》及儒、道、墨、法等众家学说及其历史延续、相互融合而成的，其中，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尽管各家学说的主张和侧重点不同甚至对立，如《周易》的“刚柔相济”“崇德广业”，道家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儒家的“修己安人”“仁者爱人”，墨家的“兼爱”“利人”，法家的“唯法为治”，兵家的“运筹定计”“应敌而变”等。但是，“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各家学说最终的落脚点都是“治国安邦”“平治天下”、走向“大同”。只是各自开出的“药方”不同。司马谈在《论六家之要指》中指出：“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也。”这说明，中国传统文化总体上是一种社会管理文化，表达着各家各派对国家管理、社会管理的理想抱负、基本认识和实践策略。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传统管理文化的基本特征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加以认识。 　　人本管理 　　管理的实质是对人的管理，管好人也是管理好一个社会、一个组织的关键所在。中国先秦时期的思想家们就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以人为本的观点最早是由先秦时期齐国政治家管仲提出的“夫霸王之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霸言》）。《尚书》中就有“惟人为万物之灵”“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说法。《春秋》中也提到：“民者，君之本也。”这都充分肯定了民众是君王治国理政之本的道理。孟子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并从桀纣失去天下的教训，得出“得民者得天下，失民者失天下”的结论。荀子“君舟民水”的比喻所揭示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哲理对后世君主的政治管理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西汉政治家贾谊总结性提出了“民为政本”的观点，成为传统管理文化一以贯之的一条主线。 　　人本管理思想的具体表现在重民、贵民、富民、安民等思想上，并坚持以“富民”为基础。孔子之前，管仲就明确提出了“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也”（《管子·治国》）。孔子在回答冉有关于卫国的施政目标时，明确回答“富之”（《论语·子路》）。荀子认为“不富无以养民”“有恒产者恒心”。儒家提出的“使民以时”“政在节财”“薄税敛”“惠而不费”“通工易事”等管理主张，都意在使统治者“制民以恒产”以富民。当然，以儒家为主的传统管理文化，主张“富民”之后，需要“教之”，使百姓懂得“仁义礼智信”，并以此规范自己的行为，才能使百姓安心，使社会安定。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仁政是儒家人本管理思想的根本要求。“仁”字在《论语》中共出现109次。《吕氏春秋·不二篇》说：“孔子贵仁。”“仁”既是礼制和伦理规范，所谓“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也是对人的自觉关爱，所谓“仁者爱人”“为仁由己”（《论语·颜渊》），主要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强调的是整体性和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这也是儒家人本思想与西方人本思想以“个体的人”为中心不同的地方。“仁”在管理中的具体要求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所谓“恕道”，不能把那些自己都不愿意接受的管理措施强加于被管理者，“推己及人”才能管好别人，达到组织内的人际和谐。二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孔子所说的“政者，正也”。管理者应该“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自己率先垂范，以身作则，才能引领众人。三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就是要把对人的关爱落到实处，给人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如前述孔子提出的“养民”“惠民”“裕民”等主张，都是儒家“仁政”对管理者的具体要求。 　　道德管理 　　与西方理性文化、契约文化不同，中国文化是典型的伦理本位的文化，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使家庭伦理规则延伸为国家治理的原则，这在管理文化上的突出表现就是对道德管理的特别推崇。“修齐治平”“内圣外王”是儒家管理追求的理想方式，管理者通过加强个人的道德修养（自我管理）来实现对被管理者的有效管理，进而实现家庭、组织、社会的和谐。儒家的“仁、义、礼、智、信”首先是对管理者素质的基本要求，儒家“为政以德”的管理强调的就是管理者的“以德为先”，也强调对被管理者的道德教化，激发起道德自觉性。所以，传统管理文化特别强调管理者自身的道德修养，努力成为被管理者的道德楷模，并以自己的人格力量和道德行为来实施管理，凝聚群体意志，从而达到“无为而治”的管理目的。这里，“修己”是伦理要求，也是管理方式，儒家思想不只是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