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政商关系.docVIP

中国历史上的政商关系 　　对于任何一个社会形态，政商关系总是影响着政府的经济政策。 　　这里所指的政商关系，主要是指政府与大商人的关系。它与政府同小商人、小商业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我们不妨从一些历史片段来解读政商关系。 　　范蠡是中国历史上知名度很高的人物。2500年前，他背叛楚国，投奔越国，辅助越王勾践，最终灭了吴国，替卧薪尝胆的勾践报仇雪耻。范蠡之所以背叛楚国，是因为当时的楚国不允许非贵族当官。范蠡虽然博学智慧，但出身贫贱，在楚国没有当官的发展前途，便来到了越国。范蠡在越国最初并不成功，他二十多岁便来到越国，越王勾践兵败会稽山那年，范蠡已经四十二岁。第二年，他陪同勾践来到吴国为奴。在吴国三年期间，吴王夫差曾经劝范蠡离开越王勾践，转而为吴国服务，但是范蠡拒绝了。等到越国彻底灭掉吴国，吴王夫差自杀时，范蠡已经六十三岁。也就是说，范蠡一生最宝贵的时间都交给了越国，按理说他能得到很高的回报，功成名就之后，哪怕在官位上顺便做点生意、搞点舞弊发点财，应该也没多大的问题。但是，范蠡因为担心勾践会卸磨杀驴而离开了越国。 　　范蠡是否带着美女西施一起离开，这无关紧要。最关键的是，范蠡此后做了商人，并成为巨富。传说范蠡晚年三次主动散尽家财，又重新发财，即所谓“三聚三散”，显示了高超的经商才能。他被尊为“儒商”鼻祖，名号“陶朱公”。那么，范蠡的发财与他做官有关系吗？传说范蠡第一次散财后离开越国，改了名字到齐国又发了财，齐国国王请他做官，他做了不长时间便辞官，同时散尽家财，也就是“二聚二散”。此后他又第三次发财，又为救儿子的命再次散财。可见范蠡的经商才能非同一般。他之所以改名，也是不想让人知道他的过去。凭他的经商才能，当年若不离开楚国，想必也能发财，只是不能做官。因此，范蠡前大半辈子只想做官，并不想发财。否则在越王勾践落魄之时，面对吴王夫差的诱惑，他没理由拒绝，依然跟着勾践受难。所以，范蠡作为一名成功的政治家、谋略家和成功的商人，他的一生真正做到了“在商言商”，即政商分离：做官不讲发财，发财与政治保持距离。 　　中国历史上还有一名重要人物吕不韦曾经也是一个大商人。现在有人说，吕不韦一生中最大、最精彩的一笔投资就是让秦始皇的父亲继位。当时秦始皇的父亲子楚因为是庶出，被送到赵国当人质，子楚共有二十多个兄弟，能否立为太子，在常人看来胜算不大。吕不韦却认定子楚“奇货可居”，便花大钱供养子楚，并大把花钱让秦国将子楚立为太子。传说吕不韦自己有一个宠姬怀孕了，因子楚喜欢，便将宠姬送给子楚。以后该宠姬生下的儿子继承了秦国的王位，此人便是秦始皇。也就是说，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对于这一传说的真伪我们可以分辨和讨论，但是，吕不韦的一系列做法，显然与范蠡截然不同。如果说范蠡是严格遵守了“在商言商”的政商分离原则，那么，吕不韦就是把商业和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至于吕不韦的最终结果，不同的人也许会有不同的答案。 　　从一个角度说，吕不韦把商业等同于政治的做法大获成功，他甚至因此而获得了秦国宰相的高位。发财与做官两不误，养门客三千，还出钱编撰了号称“一字千金”的《吕氏春秋》。如此成功的商人，或者说把经商与做官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获得巨大成功的人，在历史上并不多见。然而，换一个角度说，很多人也认为吕不韦并不成功，或者说这一成功不值得。吕不韦因为感觉自己功劳奇大，或者觉得自己在秦王政长大后依然可以操纵政治，结果引起秦始皇的不满，最终不得不饮鸩自尽。因此，吕不韦的经历虽然精彩，但他留给后人的教训是，商人与政治过分紧密地结合，风险巨大。当然，从现代风险投资的概念说，高风险与高回报紧密相伴。然而，当这一风险是自己的生命时，是否还甘冒此风险，便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所以，吕不韦不是一个真正的智者，因为他不懂得预测。 　　明朝的王崇古与上述两人则又不同。王崇古进士出身，为官生涯却与军事有密切的关系，曾经总督山西。明朝虽然是在打败蒙古以后才建立的朝代，但蒙古势力并没有消失，当时的山西是防范蒙古的边疆重镇。王崇古历史上留下的主要功绩是力主“隆庆议和”。由于明朝立国之初的传统，对于蒙古的主战派始终有相当大的势力。王崇古曾经同俞大猷一起抗倭，素有战功，将他放在山西主持军政，也是主战的体现。但是，王崇古却力主与蒙古议和，并坚持接受蒙古首领俺答提出的封贡要求。最后王崇古的谏议被明朝政府接受，从此结束了一直紧张的汉蒙关系。此后，王崇古历任兵部尚书、太子太保。 　　单说王崇古的这段经历，似乎看不到与政商关系的联系。但深入一点就会有其它发现。王崇古是山西蒲州人，父亲王瑶和伯父王现都是商人，王崇古家族的同辈和晚辈中也有不少商人。王崇古的舅舅、姐夫是当时山西著名的经商世家。王崇古在朝廷中的政治支持者之一名叫张四维，曾任吏部侍郎，后官至内阁首辅。从私人关系说，王崇古是张四维的舅舅。从社会关系说，张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