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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灯泡之父胡西园 　　1882年7月26日，上海的傍晚有些不同。成百上千的市民，包括达官贵人，聚集在外滩，等待一个重要的时刻。 　　入夜，上海电气公司开始供电，外滩、南京路和百老汇路三条主干道的35盏弧光灯照亮了漆黑的夜上海，民众纷纷往前簇拥呼喊：“电灯！电灯！” 　　这是中国最早亮相的电灯之一，被沪上文人誉为“赛明月”，有用惯油灯的市民伸出长长的旱烟杆，想在这洋把戏上点烟，惹得洋人哈哈大笑——上海官员遂将错就错，发出告示：“电灯有患，如有不测，焚屋伤人，无法可救。” 　　多年以后的《新民晚报》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租界大放光明，着实让上海人心向往之。这其中就有一位在上海的宁波人，每每伫立于商店闪闪发亮的炭丝灯泡前发呆。1919年，这位名叫胡西园的年轻人行将大学毕业，是年的五四运动让儿时的好奇增添了一份民族情愫——他决定将制造电灯泡作为自己的事业。 　　农村包围城市 　　1921年，胡西园从浙江高等工业学校毕业。从1911年算起，中国社会已经脱离中央集权政府整整10年，官僚主义束缚的削弱释放了商人的活力，而欧洲列强忙于一战也一度让出了市场。1920年代的上海，《申报》与《新闻报》发行量之和迅速地逼近并且超过20万，胡西园应该从两大报上读到了一大批实业家的创业故事。在1914到1920年间，荣氏兄弟一共开办了8家新厂，有些厂的资金达到了150万两。看起来，中国的民营经济正在进入一个黄金时代。 　　1921年4月4日，在胡西园简陋的实验室里，中国人自制的第一只电灯泡也亮了起来。初夏，他变卖了一部分家产，筹集到3万元作为原始资本，在上海北福建路唐家弄242号开始了电灯泡的生产。创业的头一年半几乎是一次烧钱行动，除了祖传房屋，胡西园的其他动产不动产悉数变卖。《半个世纪前的一场电光源之战》的作者徐鼎新说，由于资力薄弱，技术水平较低，中国的民族资本家在确定投资方向的时候，总是首先选择资金投入少、产出见效快，并且在经营时能得轻车熟路之利便的工商企业，而决不会贸然把有限的资金投向那些伴有高风险的科技密集型的工业企业。胡西园的选择，似乎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好在1922年11月，胡西园结识了开设小型电灯泡厂的德国人奥普，他托掮客出售了陈旧设备，又通过担保从银行借款，在接盘奥普的机器设备后，电灯泡的质量终于得到改善。 　　电灯泡品牌的命名过程反映了创业者矛盾的心理。其时，德国“亚司令”与荷兰“飞利浦”为最受欢迎的品牌，胡西园曾尝试以“神州”、“国光”作为厂名，均无法打开市场，于是决定取“亚司令”之“亚”与“飞利浦”之“浦”，合为“亚浦耳”则寓意自己将来要执电灯泡工业之牛“耳”。“拼一个带洋气的牌子，冀望用影戤外文谐音的手段达到推广国货的目的。”胡西园后来在回忆录中如是写道。 　　值得一提的是，在亚浦耳闯出一条路后，中国接连出现了克来膀、华尔登、兰奇司、奇特爱皮西等十余家仿外国牌号的灯泡厂，但几无成功者。胡西园认为，要使国货发展，招牌不过是最初的吸引力，物美价廉才是第一。 　　当然，在1922年，亚浦耳自己也正面临着困境。 　　与其说是上海十里洋场的消费者不接受亚浦耳，不如说是大电料行根本不打算卖亚浦耳：“大英货”、德国货质量有保证，日本货质劣但价廉，国货可有竞争力乎？ 　　胡西园只好选择了“农村包围城市”，向江浙包括安庆、九江等已使用电灯的中小城市进军。他发现，从各地亚浦耳灯泡销量看，镇江不如扬州，无锡不如湖州，苏州甚至不如上海郊区——胡总结说，越接近通商大埠，消费者“中洋毒越深”。好在一路风尘终有收获，加之国货运动渐起，亚浦耳迎来转机。 　　1925年，五卅运动激起了国人爱用国货的热忱，亚浦耳亦销量骤增。 　　多方应对 　　1927年，亚浦耳厂在倍开尔路（现惠民路）北面荒地建筑新厂房，当时两旁多为菜田，胡西园“向洋鬼子花了一笔钱”，租界工部局在新厂门前开出一条辽阳路来。只是这电灯厂前的马路却常年没有路灯，一到晚上黑影幢幢，成为当地流氓混迹之所，亚浦耳不得不再次行贿，始让辽阳路装好路灯。 　　对于工业家来说，“物尽其用，货畅其流”是其所愿，然而为了免去小流氓对工厂和员工的滋扰，沪上不少业者选择与“大流氓”定交，譬如荣宗敬与黄金荣交好，刘鸿生与杜月笙拜把。彼时胡西园已从一位工科毕业生摸爬滚打成知名工业家，帮助顾竹轩摆平天蟾舞台与国民党官员的纠纷更证明了他的能力。很快，宁波同乡虞洽卿受托于顾竹轩，前来劝说胡与顾拜把换帖，对于这般规则，“违之当然不详，承允亦非所愿”，想到终究能为亚浦耳的经营减少很多麻烦，胡西园便应允下来。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胡西园说出了自己的无奈，“我平生致力于电灯泡工业，其余都不是我的志愿。” 　　与美国奇异厂的竞争是亚浦耳更严峻的考验。早在1894年，郑观应就以《盛世危言》提出“兵战之外的商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