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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边投资新局 　　7月中旬，“双边投资协定”（BIT）在全球贸易与投资领域掀起波澜。 　　在此期间，印度政府向奥巴马政府表达磋商双边投资协定的愿望，发出了接受BIT并有所积极反应的信号。巴基斯坦也阐明将以“开放的心态”继续和美国进行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这一谈判从2005年起就拉开了战线，但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美国不会在中国要求的提高美国国家安全审查投资透明度上做出让步；中国不会在约束国有企业，让美国公司平等在华竞争上妥协；基于美国目前的政治环境，若中国不在美国赴华投资门槛上做出重大让步，这项协议很难通过参议院。 　　这其中，最具突破性意义的双边投资协定落脚于中美之间。在7月11日落幕的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双方宣布：同意开展双边投资协定实质性谈判。 　　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说，BIT谈判对中美双方均具有重要意义：目前美国在华累计实际投资额已超过700亿美元，而中国在美直接投资近年来增长迅速，累计对美投资额也超过200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持有超过1.2万亿美元的美国政府债券。在这一背景下，两国需要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预防除商业风险外的其他风险，保护投资。 　　有分析人士告诉《财经》记者，中国与欧盟也将在今年秋季开启BIT谈判，值得注意的是，中欧BIT的市场准入承诺与美国的要求有很大的相似性。 　　国际经济政策顾问公司（Rock Creek Global Advisors）副总裁迈克尔·斯马特曾在2007年到2009年间任职于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国际贸易和投资政策。力推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的斯马特对《财经》记者说，众多双边投资谈判在相同的时点陆续开展，众多重量级的国家涉身其中，这会促使全球投资规则保持一致性。对中国来说，其重要性在于，中国加入了这一进程并成为其中的一分子。 　　从更长远视角审视BIT，无论是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还是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都在专门针对新型的贸易和投资问题制定规则。中国至今与这两大贸易规定无关，而通过与美国协商BIT，中国会在投资规则上至少与TPP接轨。斯马特认为这会使中国脱颖而出，对未来数十年的全球投资格局重组施加影响。 　　一些观察人士则强调，中国与美协商BIT，也有利于推进中国国内经济领域的多项重大改革。比如进一步放宽投资体制，放松外商投资管理，以及多年来热议的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和更深层的金融体系改革等，唯如此，中国才能更好地适应BIT所带来的变化和挑战。 BIT升级 　　在全球3000多个生效的BIT中，中国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数量傲视群雄，自1982年与瑞典签订第一个BIT起，到2012年，中国已签署了150多个双边投资协定，随着实践经验的不断丰富，中国也经历了一个BIT不断升级的过程。 　　中国早期签订的BIT有保守倾向，相关文本也略显简单。其中签订得最早的《中瑞（典）协定》的序言只有一句话，正文中没有提及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条款。美国在1986年首次就BIT提出与中国展开对话时，中国从原则上拒绝了接受国际法标准以及这类协定中常规的争端解决条款。 　　虽然国际投资协议体系分散而复杂，但大趋势是BIT逐渐变得更加开放。中国的成长飞跃期发生在过去的十年中，通过与荷兰、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签订BIT或自由贸易协议，中国BIT质量与标准的低水平状态得以迅速改观：国民待遇适用范围不断得到扩大，外汇转移限制也一步步放宽，并开始全面接受国际投资管辖权。 　　《中韩协定》是其中的一个样本，其中经历了新旧两个版本，以2007年新签订的中韩BIT来看，它所涉及的投资自由化程度相当深：中国放弃了韩国企业在华投资逐案审批同意权，在重大安全例外方面有一些特别规定。因为自由化程度较大，一些中国专家甚至担心，这可能威胁到中国的经济安全。但从国际潮流来看，中国借此也得以一步步向国际双边投资协定的标准条款对接，并体现出向美国实践靠拢的趋势。 　　美国至今已同47个国家磋商了BIT，其中包括40个在执行的双边投资协定。此外，美国还有9个自由贸易协定在实施，总共有14个伙伴国，大多数的自由贸易协定包括投资保护规定，类似于双边投资协定中提供的保护规定。 　　但涉及到中美之间的BIT，进展却显得异常艰难。 　　美国的独特性在于，美国的BIT不仅在投资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而且还保证投资者最初具有投资的权利。在投资的条件和条款方面，美国的BIT要求必须给予美国投资者和任何国内投资者或第三国投资者一视同仁的待遇，美国认为这样的双边投资协定能为投资者提供有效的市场准入。 　　到了2008年，斯马特已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国际贸易和投资，那一年，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决定启动中美BIT谈判。对美国而言，中国是BIT的必然之选——作为发展中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