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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姑苏城 　　2003年春创办于上海浦东的玉森新药（下简称“玉森”），致力于天然药物、中药现代化研究及产业化运作。2007年年底，创始人玄振玉把公司搬到了苏州，那个时候它尚处于产品的早期研发阶段。 　　公司要不要搬去苏州，玄振玉“有过犹豫，内心纠结过”。上海资讯、VC活跃，是人才集聚之地，具体到玉森而言，这里分布了数量可观的三甲医院，这对产品的临床试验与销售都提供了触手可及的便利条件，“这些是苏州所不能比拟的”。 　　搬家还要面临一个更大的挑战：那些在上海安家落户的研发人员，都愿意去苏州吗？ 　　玉森是苏州生物纳米科技园第一批引进的领军人才企业，星月湖街A3楼是他们当时的办公所在地。玄振玉清楚地记得，2007年当他走进星湖街的时候，生物纳米园虽然并不像他想的那样，“是一片灰色的、死板的生产车间与工厂集聚地”，但相比上海，他仍以“荒凉”来形容这里。 　　不过，几年下来，玉森成为园区第一家获得生产许可的生物医药公司，去年开始投入生产。“今年，我们的销售已近一个亿，有了几千万元的利润。” 　　“投奔”苏州 　　玉森搬迁至苏州的理由其实也简单不过，寸土寸金的上海让玄振玉感到创业的成本越来越大，除了人力成本的上涨，公司所在地的写字楼租赁价格也水涨船高，“一个月的租金每平方米从2块6到3块6，再到4块……”生物医药的研发，动不动就要投入上10年的时间，要在上海挺过这个无产出、无收入的阶段，让玄振玉觉得越来越困难。 　　产品一旦完成研发，经过临床试验后，公司就会进入产业化运作阶段，“要搞车间、建药厂”，这在土地资源紧张的上海，很艰难。 　　除了这些看得见的理由，玄振玉还有一些来自他个人的细微感受。上海不仅是他创业的地方，他的博士学位也在这里攻读完成（他毕业于上海中医药大学）。对于这座城市的气质他当然不会感到陌生，但他对上海过快的生活节奏一直就喜欢不起来；对这座城市写在很多人脸上的“冷漠、压抑”也挺有感概。玄振玉每次都能从一群又一群站在红灯前等着过马路的年青白领的脸上，“看到写满脸的麻木”，而绿灯一亮，他们便匆匆忙忙面无表情四散而去，着急地赶去上班或回家。 　　在玄振玉看来，这样的氛围其实影响到了一家创业公司的存活质量。如果一座城市让大家感到焦虑、压抑，又怎么会有很鲜活的创造力？如果它一味追求快节奏，这种浮躁感怎么可能会让一家创业公司心无旁骛去聚焦于产品的研发呢？ 　　“你要知道，对于一个需要花长时间研发产品的公司，一个平静的心态太重要了。”他说。 　　公司还在上海浦东的时候，玄振玉看到很多员工一脸疲态地挤地铁赶来上班，在路上就要花掉一个多小时。这使得下班时间一到，很多员工便迫不及待地走出公司大门。这对于一家需要投入很多精力做研发的公司而言，真的不是一件好事。 　　较之于上海，玄振玉显然对苏州从容不迫的氛围、宜居的环境感到满意。玉森给没成家、没住房的员工，在离公司步行仅需20来分钟的地方租了7套三室一厅的房子。每个房间可以住一两个员工。这为这个有80多人的团队，解决了一半员工的住房问题。“在苏州租套这样的房子只要2500—2600块钱，在上海会翻三倍。员工挣的钱比上海还要多，首先他就不要花租房子的钱。”而符合苏州人才引进标准的员工，园区政府为此还会另行安排，让他们租住价格更加优惠的公寓。 　　公司搬至苏州的时候，是一个20多人的团队。玄振玉说，尽管做了不少工作，但当时确实有三四名员工因为在上海已安家落户等各种原因，还是离职了。对于留下来一起到苏州的员工，玄振玉采取的激励机制是，除了加薪，部分人还给予期权；除此之外，公司还给予这些员工一定的自由度，比如一个星期可以有几次回上海探亲的时间。 　　玄振玉说，苏州好比是上海的后花园。每个星期他会去上海两三次，那里有些行业性的重要会议要参加，上海也是玉森研发的产品进行临床试验的重要基地。同时，他还是上海中医药大学的硕士生导师，需要给学生上些课。对于这种双城生活玄振玉不觉得有什么障碍。他说，从苏州坐火车去上海只需要半个来钟头。“一些没结婚的员工很多都不想回上海了。”玄振玉说，他们当中有80%的人都在苏州置业买了房。“苏州有种可以让你安定下来的感觉，不像在上海，什么东西都很贵，什么都跑得快。” 　　在苏州能得到什么？ 　　在苏州，玉森新药要支付给核心研发团队的人力成本其实并不比上海低。玄振玉的观点是，一个公司要不要逃离北上广这些一线城市，不能只是简单地考虑成本问题。“否则，公司也完全可以搬去苏北这样的地方，那里的成本支出会更少，但那里没有人才优势。如果单纯为了省钱就没有意义了。” 　　“公司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环境的要求不一样，最主要的是要看一个地方适不适合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他觉得，国内适合做研发的城市并不多，苏州算是其中之一。“如果光看一座城市的经济指标，那么，经济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