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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辨中国城市化 　　自2006年，我们开始思考中国城市化问题，并从经济增长、收入分配、技术创新、中等收入陷阱、内需、服务业发展等角度展开分析。下面讨论几个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 不能照搬其他模式 　　制定城市化目标或预测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多数人往往依据欧洲、北美、拉美或日韩的经验来推断中国城市化的速度，这会严重低估中国城市化进程，除了导致效率公平兼失，还会带来社会问题，包括社会不稳定。 　　我们的思考基于以下几点：一是当今世界与以往大不相同，推进城市化的因素有差异，各因素的力度也不同。二是中国特殊的国情：人多地少，对外开放度高，制造业发达，教育程度高于可比发展中国家等。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城市化进程一直受户籍制度和限制大城市发展战略的影响，这样就积累了一股移民“存量”。他们时刻等待着市民化后与亲人团聚，该存量的表现形式之一是谁都无法忽视的6000万留守儿童。将来的城市化必须在吸纳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移民（这是个流量）的同时，还需要逐步消化这个存量，除非不改革户籍。第四，从上世纪70年代起，全世界100多个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速度都在提升，而且起步越晚的速度越快。 　　所以，中国城市化目标的设定不宜完全基于其他国家以往的经验。有两组数据可以强化上面的观点：首先，据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从10%到50%的城市化率，拉丁美洲用了210年、欧洲150年、北美105年，亚洲预期少于95年。速度的提升与城市化起始年份正好反相关。就中国来说，只用了61年，不到拉美的三分之一，不到欧洲的二分之一，不到北美的三分之二。这还是在种种制度约束下发生的。据此，不可用以往或其他国家的速度推断中国在放开户籍、政府积极主动推进城市化后的进程。 　　其次，“十二五”规划出台前我们预计的城市化速度为每年1%-1.4%，后来确定的速度是0.8%。但从2010年的49.68%到2012年的52.6%，年均速度为1.5%。并且这还是在户籍制度没有放开的情况下发生的。 厘清中国城市化目标 　　其他国家以往的经验可以用来帮助推断每年移民的流量，但存量是中国独有的。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中国2010年有2.6亿多移民，其中约1.7亿人是从农村移到城市的。这1.7亿人中绝大多数是只身一人在外的，所有其他家庭成员都在农村。 　　实现市民化和户籍放开后，可以设想这些农民工每人平均带一个人进城，而那些有其他家庭成员在外打工的（如夫妇、父子），也可能把其他家庭成员（首先是那6000万孩子）接到城里。还有7000万左右的城中村农民需要处理。 　　这样算来，前面提到的存量估计不少于1.5亿，存量的释放意味着2030年城市化率将提高11%-12%。如果流量对城市化的推动年均0.6%，到2030年将再增加12%。另外，将来中国总人口的自然增长绝大部分会发生在城市，因为农村年轻人越来越少。综合计算，203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达75%，与我们2010年提出的目标基本一致，当时提80%是故意偏高以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上面的推算与两个问题有关，一是户籍改革何时发生、是否完全放开？二是与所谓的乡市企业的发展和迁移趋势有关。如果到2030年乡级企业支撑的人口不超过1.2亿，那么从农村发展和粮食安全角度考虑，2030年城市化率达到75%也是完全可行的。75%与国内比较流行的目标有10%左右的距离，这10%意味着接近1.5亿人口，不是一个小数目。如果把这个极为重要的目标搞错了，其后果和代价将是巨大的。 对粮食安全的影响 　　首先，是18亿亩耕地红线的问题。不少人只看到城市化占用耕地，但忽略了移民在农村有宅基地。在解决了户籍改革、农村耕地和宅基地的确权与交易政策后，城市化在扩张城市用地的同时，会腾出更多的宅基地返耕。 　　据苏北情况，户均宅基地差不多为1亩。以1978年全国大致有2亿个农村家庭计算，加总起来不少于2亿亩。在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率达到75%时，至少有1亿多亩宅基地能腾出来。另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估算，2008年农村居民点占地16.53万平方公里，城市建设用地4.06万平方公里，前者是后者的4倍。因此，只要土地制度改革到位，可以让进城农民自愿且有偿放弃农村宅基地。这样城市化会更有利于保护耕地。 　　其次，中国究竟需要多少劳动力或人口从事粮食生产？考虑到中国农业机械化率已超过50%，将来每个全职劳动力耕种60亩是可以的，即种粮需要3000万劳动力，对应的人口是6000万左右。可以把6000万翻两番以考虑从事非粮食生产的农村人口，也就是1.8亿农村居民，不到2030年总人口的15%。 　　最后，除了能腾出宅基地，城市化对强化中国粮食安全还有直接的积极作用：（1）当农村耕地流转和出让问题妥善解决，城市化能带来土地细碎化的逆转和粮食生产规模经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