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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地征用中寻租现象的法经济学分析 　　【摘要】本文就中国城市化客观进程中的法律不完备性，分析在农地转为非农用地中产生的地方政府寻租行为，研究得出寻租不仅侵害农民权益，更给社会造成巨大福利损失。本文尝试以法经济学的犯罪预期模型作为理论支点，论证了改革农地征用制度以使农地征用中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减少至社会最优的基本思路。 　　【关键词】农地征用 法经济学 犯罪模型 寻租 　　一、引言 　　任何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都伴随着农田转为非农田的客观进程。在中国，地方政府掌握着决定土地使用的权力，他们通过征用方式使农地转为非农业用地以争取开发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和城市化，并为吸引好项目竞相压低土地出让金。有观点认为，中国30年的经济改革奇迹正是得益于城市之间投资项目的激烈竞争。现今制度下的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方式既有利于自身政绩提升，又促进当地经济增长。但问题的严重性是，农民的失地补偿明显得不偿失，有过多行政干预无视农民利益，甚至逼得农民不断上访、上诉，致使地方农地征用的矛盾冲突屡见不鲜。如何保证城市发展效率又不失微观公平、实现征地的总体帕雷托改进，本文借助于法经济学的犯罪预期模型对此进行研究。 　　二、法经济学犯罪预期模型特点 　　法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于19世纪60年代早期起源于美国。Posner（1990）认为法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是经济学的逻辑可以为法律分析提供有益的信息。法经济学的理论大体分为财产法、合同法、侵权法以及犯罪和刑罚的经济理论四部分。在犯罪和刑罚的经济理论中，罪犯行为的预期模型的假设是理性犯罪。 　　（一）理性犯罪 　　理性犯罪是指没有道德观念的理性人，他们理性决定实现非法目的的途径，而不受罪恶感或内心道德约束。理性罪犯通过成本收益比较其犯罪收益与预期惩罚决定是否犯罪，这比一时冲动犯罪具有更高的故意成分，这就可用经济模型加以分析；而非理性犯罪则更需心理学、社会学的分析。 　　（二）犯罪最优决策 　　首先假设信息充分，罪犯知道犯罪成本、收益和有关概率，其次假设罪犯的风险偏好为中性，且所有犯罪成本收益都可以货币形式表示。 　　如图1所示，45°线代表的是一种特别的威慑惩罚方法，即惩罚数量正好等于贪污额x的罚金，故称作完美吐赃线。然而，犯罪惩罚的目的是威慑故意的伤害，而不是赔偿这些伤害。因此，对贪污的实际惩罚必须超过完美吐赃，超出多少取决于法律体系的设计。考虑到罪犯受罚的不确定，理性罪犯在考虑包括贪污在内的任何犯罪行为时，他都会将被惩罚的可能性p（x）考虑进去。将惩罚金额f（x）乘以惩罚的概率p（x）即犯罪的预期惩罚。理性的罪犯只有当贪污的收益超过预期惩罚才会实施犯罪，即贪污额在x1至x2的范围内犯罪才有利可图。 　　（三）社会最优威慑点 　　正如不能完全消灭失业一样，威慑犯罪的成本使得一个理性的社会也不能完全消灭犯罪。那么多少的犯罪率才是可取的呢？这就要权衡犯罪所导致的净成本和预防犯罪的成本。如图2所示，MSC曲线代表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犯罪的边际社会成本，MSB曲线衡量的是达到各种程度的犯罪减少或威慑效应时的边际社会收益。当减少犯罪的边际社会成本等于边际社会收益时便实现了社会最优威慑，这时犯罪率应减少D﹡。而低于D﹡值的任何程度的犯罪减少量，进一步减少犯罪的边际社会收益都大于边际社会成本，因此社会应当进一步减少犯罪；而对于高于D﹡值的任何程度的犯罪减少量，进一步减少犯罪的边际社会成本都大于边际社会收益，因此社会应当放任更多的犯罪。 　　三、寻租的法经济学分析 　　法经济学的犯罪模型着眼于理性犯罪，它之所以能够作为分析农地征用的支点，是因为代表地方政府实施征地的官员行为大致符合理性。下面研究中，笔者试图找出农地征用中对寻租的社会最优威慑水平D﹡和其最优贪污额x﹡的关系，并指出怎样促进由x﹡向D﹡的转变。 　　（一）法律背景和征地现状 　　我国2004年《宪法》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不过，对于公共利益的界定并不明确。 　　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使用土地，必须使用国有土地。换言之，凡是不属于该集体经济组织的用地单位或个人需要使用土地，无论是公益性还是商业性用途，都必须请求政府动用征地权，从而满足其用地的需要。 　　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还规定：政府征用农地按照被征用土地的原用途即农地的农业用途给予补偿；而建设单位使用国有土地，应当以出让等有偿使用方式取得。 　　以上暗示：无论征来的土地置以何用，政府皆可以“公共利益” 的名义行使征地权，从而获得土地的市场价值与农地补偿费的差价。也许法律背后的用意是通过降低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用地成本、从而有利于地方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只是发展和进程由农民买单。暂不论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