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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美尔的货币文化哲学 　　史称马克思、西美尔、韦伯为现代资本主义理论的三大经典思想家，但据说西美尔更像文化哲学家，因而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解与马克思、韦伯相当不同。 　　西美尔的社会思想从社会分工论开始，并非如有的专家以为的那样，从货币哲学论开始。但与马克思或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不同，西美尔从一种文化哲学的角度来看作为现代生活之基础的分工，分工产生的“极端和彻底的专业化，只是普遍的文化困境的一种特殊形式”。所谓普遍的文化困境就是客体文化与主体文化的相互离异──也就是异化，其结果是现代人的生命和生活都成了碎片。《货币哲学》正是在这种社会分工论的文化哲学基础上对现代生活的碎片化过程作了详细的分析。 　　《货币哲学》是西美尔唯一一部结构完整的大部头论著，在二十世纪开头的那一年问世。不过，西美尔的基本思想已经反映在1896年发表的《现代文化中的金钱》一文中。文章的题目已经讲得很清楚，西美尔感兴趣的是作为文化现象的货币，因此，自然要“从货币经济学结束和尚未开始的地方起步”。 　　西美尔并非不晓得货币首先是一个“历史现象”，但历史唯物主义的货币政治经济学并没有触及货币“对内在世界——包括个人的生命力、个体命运与整个文化关联的影响”。“只能用哲学方式来处理”现代货币经济与真正人的历史现象的关联，意味着要“从生命的一般条件和关系来考察货币的本质”，而历史唯物主义的眼睛对于“生命的一般条件和关系”恰恰是瞎的。 　　西美尔的货币文化哲学也不是实证的经验社会学的货币研究。按照当今主流社会学界的“学统”观念，西美尔的货币研究就算不上社会学论著。西美尔当然看不起经验的实证社会学，如果要“从货币的作用来说明生命现象的本质和肌理”，仍然需要哲学思想，而经验的实证思想并不思想——其实也不分析。 　　货币古而有之，现代经济生活使得它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变化。对于韦伯，这一变化的深远意义在于理性化机制的形成。对于西美尔，其深远意义首先在于：货币成了个人生命中“不受条件限制的目标”。 　　从前，人们渴求的人生目标——比如美好的爱情、神圣的事业——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期望或者追求的，而金钱这样的人生目标却是人随时可以期望或者追求的。换言之，前现代的人生目标乃是一个恒定、潜在的生活目的，而非一种“持续不断的刺激”。如今，金钱成了现代人生活最直接的目标，成了“持续不断的刺激”。从前，宗教虔诚、对上帝的渴望才是人的生活中持续的精神状态，如今，对金钱的渴望成了这种持续的精神状态。所以，在西美尔看来，“金钱是我们时代的上帝”的说法绝非比喻。 　　就生活产生的生命感觉而言，以金钱为中心与以上帝为中心所产生的生命感觉有形式相似：上帝的观念超越了所有相对事物，是终极性的抽象综合；在上帝观念中，生活的矛盾获得了统一，生命中所有不可调和的东西找到了和谐。同样，货币超越了所有具体事物，显得可以调解一切生活矛盾，“金钱越来越成为所有价值的绝对充分的表现形式和等价物，它超越客观事物的多样性达到一个完全抽象的高度”。人们相信金钱万能，如同信赖上帝的全能。 　　西美尔又将金钱同语言模拟。 　　语言不等于具体的富有特性和差异的言语，它本身没有特性和差异，但能让言语富有特性和差异。同样，金钱的独特性恰恰在于其“没有独特性的力量，但这些力量仍然能够给生活添加各不相同的颜色”。金钱显得像纯粹的形式，使得具有质地的生活内容和方向产生质的变化。生活的各种因素通过语法形式而成为接触、冲突、交往的言语，金钱就是现代生活的语法形式，生活中“彼此尖锐对立、遥远陌生的事物找到了它们的共同之处，并相互接触”，成为活的言语。 　　这种货币的上帝模拟论和语言模拟论并没有先设定某种对金钱的道德立场，相反，西美尔看到，金钱一视同仁地支持截然相反的生活品质道德诉求，平等推动“大相径庭的思想方向和情感方向”，就好像上帝观念可以被不同的人利用，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语法形式表达其道德偏好。 　　比如，货币经济生活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持续的个人自由主义诉求。原因很简单，在前现代的生活形式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是明确、固定、人身化的；在货币经济生活中，人们很少依赖确定的人，每个人只依赖自身。人们固然依赖供货商，但人们可以经常随意更换具体的供货商——就像在现代货币经济生活中，婚姻关系仍然是一种人与人相互依赖的形式，但货币使得人们可以随意更换具体的依赖对象。在前现代社会，人同他人的外在联系都带有人身（Person）的特征，货币经济生活结构能够使人的日常活动与其人身色彩——也就是其真正的身体自我——显得不相干，人身自我能够退出日常关系，从而更关注自己的内在。人与人的联系固然极大地增多了，但人对他人的人身反而冷漠得多。所谓现代的自由，不过是货币生活为个体性和内在独立感带来的广阔空间。 　　然而，货币经济生活并非仅仅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