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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银行规模导向 　　9月12日，银监会、财政部和人民银行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商业银行存款偏离度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银监办发[2014]236号文，简称236号文），剑指银行存款组织在关键时点“冲时点”和不规范行为。 　　借助于该文的实施，有望推动商业银行加快存款组织模式的转型。在月末存款偏离度的约束下，商业银行的日均存款增长将成为其时点存款组织空间的决定因素。本质而言，一般性存款市场主体仍然是卖方市场，由客户根据自身偏好选择存款银行，商业银行的主动负债工具有限，即使剔除各种“冲时点”的因素，商业银行也很难实现对月末存款时点余额的精准控制。 　　如今“236号文”下发已逾一个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仍时有发生，围绕监管新政的博弈始终在继续，多举措化解商业银行的规模导向经营模式势在必行。 产生监管博弈 　　新的监管标准，要求商业银行必须尽力提升存款日均余额，才能够为月末时点的规模把控留出足够的空间。从而倒逼商业银行摒弃过去通过理财、同业、通道和贴水等高成本方式，依靠关键时点冲一下来维护市场份额的存款组织模式，转而真正从产品、服务、渠道等多方面入手，提升对客户存款的内在吸引力，做实做真存款。 　　在这一意义上，商业银行通过存款组织模式的转型落实236号文的要求，是全行业最理性最有利的选择，有助于抑制因“冲时点”带来的M2扰动，也有助于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 　　监管与被监管本质上存在博弈关系，全行业最理性最有利的选择未必会成为个体银行最理性的选择。 　　博弈论中有一个经典模型“囚徒困境”，两个共谋罪犯被关入监狱分别关押，并被共同告知如果互不揭发则都被轻判一年；若共同揭发对方则各自都被判八年；若一方揭发而另一方沉默，则揭发人无罪释放，沉默方被判十年。显而易见，互不揭发被轻判一年是对两个罪犯集体而言最有利的选择。但对两个无法共商进退策略的独立个体而言，最优选择却只能是揭发对方。因为在此条件下，对方选择沉默，则自己被无罪释放，对方选择揭发，则互相同时被判八年，均优于自己沉默而被对方揭发获罪十年的结局。可见，特定条件下，个体最理性的选择并非和团体的最理性选择一致。 　　这里的特定条件实际上包括两个要素：一是甲乙两个犯人不具备共商应对策略的机会，只能独立作出决策。二是对集体而言最差的结局（共同揭发两人同时服刑八年）不劣于对个人而言的最差结局（自己沉默而被对方揭发将服刑十年）。 　　按照“囚徒困境”的方法，我们试着勾勒商业银行在落实236号文中的策略选择。为简化问题，将银行业简化为两个竞争对手，A银行和B银行。将种种应对方法简化为最具代表性的两个极端应对策略：一个是转型，彻底放弃不规范的经营方式和冲时点的增长模式，做实存款业务，从长期看，可以获得降低成本与风险，稳定业务增长的“收益”，但从短期看，资产规模增速将不可避免地放缓。 　　另一个是采取种种手法规避监管，继续过去做存款扩规模的老路，更加复杂的包装带来的将是资金实际成本的进一步上升，特定时期存款规模的虚胖实质上仍然是“冲时点”的内涵精神，与236号文的监管意图相悖。 选择最优冲动 　　商业银行间属于竞争对手，主观上，难以互通有无，组成攻守同盟。客观上，国内银行业披露的规模性数据中，日均数据缺失严重。 　　A股16家上市银行中，仍有4家银行不披露资产负债项目的日均数据，其余上市银行仅在半年报和年报中披露日均数据，而非上市银行的数据透明度更低；监管机构公布的数据中，也不包含规模类指标的日均数据。根据月末存款偏离度的计算公式，缺乏日均存款数据，A、B银行均不具备判断对方月末存款偏离度的能力，从而无法对对方的应对策略进行准确把握。A、B银行实际上满足了“囚徒困境”中的第一个关键要素，只能独立作出决策。 　　在“囚徒困境”的第二个关键要素上，决策图难以直接给出答案，四种不同决策组合对应着不同的成本和规模竞争格局的关系。要判断个体的最差结局是否高于集体的最差结局，必须衡量商业银行在成本与规模竞争格局间的取舍。 　　若规模竞争格局的重要性高于需要付出的成本，则“囚徒困境”将形成，个体银行将有较大的几率选择通过规避监管的方式去保护自身利益。因为在A银行选择规避监管的条件下，B银行选择转型，则A银行在规模扩张能力上将超越B银行；B银行选择规避监管，则A、B银行规模格局不变，成本同时上升，等同于集体最差格局。 　　现在来看，是否形成“囚徒困境”的问题，实际上聚焦在规模竞争格局对当前国内商业银行究竟意味着什么？从国内银行业当前的发展情况看，规模对商业银行除了单纯的面子以外，还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第一，规模是商业银行满足监管要求的重要条件。当前国内监管要求仍以时点为主。无论是对贷款规模的管控还是负债结构的比例要求，均是从关键时点的余额入手予以监测统计。 　　以贷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