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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危机时代的中国经济增长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衍生品，归根到底受实体经济制约，为实体经济服务。从表面上看，过度金融创新和过度资产证券化是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但实际上，金融危机出现的深层次原因还是实体经济首先出了问题。就美国而言，表象上是由于过度证券化导致的金融危机，但在实体经济中是由于房地产泡沫严重而导致的危机，很多不符合借贷条件的次级借款人向银行过度借贷，再加上过度资产证券化的助推，没人为最初的信贷资产质量负责，从而导致美国次贷危机，进而演化成全球金融危机。欧洲金融危机的表现是主权债务危机，其实质是财政危机。欧洲各国的高福利，如医疗、养老、教育、失业救济等公共事业的高支出导致过多的财政赤字，引发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尽管如此，部分美国学者认为中国是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之一。一方面是大量的廉价中国制造、日本制造的耐用消费品和中东石油流入给美国人提供了廉价的消费品，助长了美国人的过度消费；另一方面，这三个国家和地区积累了巨额的美元储备，购买了大量的美国国债，为美国创造了持续的低利率环境。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Ricardo Caballero认为，中国、日本和中东等外国和地区投资者利用自身外汇储备购买大量美国的国债，提供的资金供给远超过美国的金融体系需求，为美国创造了低利率的金融环境，使得全球经济失衡，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在金融危机后的一段时间内，美国议员多次强迫人民币升值，他们表示人民币是被低估的，低估的人民币增强了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对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来说是不公平竞争。当发达国家在无法强迫人民币主动升值的情况下，主要发达经济体先后通过自身货币主动贬值的手段变相实现人民币被迫升值，推行了量化宽松政策，美元、欧元和日元等相继贬值。 　　对于中国来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最大后果之一是改变了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模式。金融危机之前，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出口拉动获得每年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在加入WTO之后，中国依靠“全球化红利”和“人口红利”的双重红利，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在2010年前后，国际上有人提出，中国是WTO开放以来全球贸易自由化最大的受益者。因此，在金融危机过后，美国开始在事实上废弃WTO， 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TTIP）取代WTO， 采用知识产权壁垒遏制中国经济增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为了保持经济增长和稳定就业，出台了“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和十大产业振兴计划，经济增长更多转向依靠投资和内需拉动。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改变了中国过去30年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 宏观经济的三大风险 　　“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和十大产业振兴计划对于中国金融危机之后稳增长和保就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带来的副作用也是明显的。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启动了大量的投资，与此相配套的是实施了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提供项目投资必要的金融支持，由此导致了资产价格的快速上升和房地产的泡沫，相应的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在过去的几年里快速增长。据中国银监会年报的统计分析，从2008年到2011年，四年里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增加31.8万亿元，超过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到2007年的贷款余额27.8万亿元，截至2007年底，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52.6万亿元，截至2011年底，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113.3万亿元，四年里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产翻番。 　　与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翻番相对应的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行业，以煤炭、钢铁等能源行业为代表的产能过剩行业的负债增长迅速，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房地产企业的负债总额由2007年末的8.27万亿元增加到了2011年的21.45万亿元，增长了1.59倍，煤炭开采企业的负债总额从2008年2月份的0.86万亿元增加到了2011年末的2.21万亿元，增长了1.57倍，而钢铁行业的负债总额也从2008年2月份的1.86万亿元增加到了2011年末的3.46万亿元，增长了86%。负债迅速增长的背后是土地和其他资产价格的迅速增长作为支撑。但是，资产价格的过快增长背后是否有足够的消费能力需求和现金流入来支持土地和其他资产的流动性是存在疑问的。 　　因此，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影响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的主要风险如下： 　　第一个风险是中国的房地产价格上升速度过快，其中存在很大程度的房地产资产泡沫和价格风险。一二线城市商业地产和三四线城市住宅价格风险逐步显现，根据Colliers International在《2013年华北区物业市场回顾及2014年展望报告》发布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