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要清晰定位.docVIP

国企改革要清晰定位 　　我们不能简单学习淡马锡等国外的国资管理模式，因为两国国有企业的状况不同 　　“多年来国企改制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必须有外部投资者的进入。只有体制的变化才能带来机制的变化，才能让企业持续保持活力，否则它们的机制活力最多保持一年。”6月11日，在中国投资协会大中型企业专业委员会召开的“混合所有制下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重组研讨会”上，中美嘉伦国际咨询（北京）有限公司总裁潘朝金结合多年国企改制经验的实操演讲引来参会央企和民企的热议。 　　事实上，在被视为“国企改革元年”的2014年，混合所有制浪潮正如火如荼，对国资监管变革的探讨也此起彼伏，但也呈现出“上热下冷”的局面。前不久，财政部企业司相关负责人向媒体展示了新一轮国企改革的路径。根据中央改革领导小组的分工，2014年财政部负责牵头完成的任务有：形成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意见，提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组建试点方案等。由此，业内对财政部在这轮改革中究竟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有了新的争论。 　　国企改革究竟如何更好地推进，国资委监管又要如何调整才更符合实际？为此，《国企》记者专访了潘朝金总裁。 　　国资做大做强 　　《国企》：当下混合所有制已经成为热点，很多央企和地方国企动作比较大。就您的观察来看，此次改革有哪些特点，推进得如何？ 　　潘朝金：特点有四个。 　　第一，多方联动改革。国企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只动下边不行，国企要改，国资管理要改，顶层的政府配套也要改。过去的改革大部分仅限于股权形式的变化，未改变管理机制。国资体系不改，国企难发展。从各省市调研来看，如果政府改革滞后，直接影响国资体系改革。 　　第二，这次是增量改革，强调外部有活力的资源注入。只要能带来活力，可以是民企、国企或者外企。 　　第三，侧重机制的转换，要一系列改革措施配套。此轮改革中需要建立人的选拔、任用、中长期激励、职工持股等机制。之前国资委对下边的机制建设就比较弱，比如早已下发的分红权几乎没怎么施行。 　　第四，会与资本紧密相连。上海的改革就存在自己的创新，改革处处与资本连接，与上市公司、PE等资本联系。这次的国企改革会进一步市场化、资本化。 　　回溯历次国企改革，每次走在前面或者亮点突出的都是地方国资。这次也不例外，很多地方改革方案和细则都已经出台，而中央的依然在酝酿中。因为地方资源集中，对国资改革认知容易统一，操作起来容易。加上，很多地方深化改革委员会组长都是省（市）委书记，集中地方政策资源、政策下推比较容易。而中央需要把各个部委意见集中起来，利益牵扯较多，边界理不清，动起来困难。为什么说国企改革是老大难问题？老大不出面，当然会难。 　　《国企》：您提到过引入PE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您是怎样考虑的？ 　　潘朝金：实际上，PE作为一种新的资本形态和直接融资手段，又具备非国有市场主体，有助于解决目前国企改革和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首先，PE具有提供大规模增量资金、不寻求控股、阶段性持有、介入公司治理、提供增值服务等特点，可以满足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资金需求，帮助企业改善股权结构，建立权力制衡与激励约束机制，实现国有经济调整、建立规范法人治理结构、提高市场经营运作能力和效率等目标。其次，具有海外资源与背景或有外资LP的PE，能够为国企引入国际资本和资源，以合适的形象和结构进入海外市场，引荐合作伙伴，在世界范围内整合国内和海外资源优势，提升国际竞争力。最后，主权基金、社保基金之类的机构投资者，LP的资金来自公众，经营对象不是一般企业而是资本，由此形成资本经营和企业经营的“分离”，是一种长期稳定的投资。它们入股，使国有企业成为另外一种形式的全民所有制企业，而且投资收益能够直接用于全体人民，比如弥补体制转轨中的历史欠账等，使“全民所有”回归全民分享的本质。 　　作为一种新的探索和尝试，可以在一些非关键领域的中小型国企进行试点。大力发展具有公共背景的中国PE是推动国企并购重组改革的重要模式。尽管这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面临众多挑战，但这或许是改革国有企业的有效办法。 　　明确权利边界 　　《国企》：您如何定位国有资本投资和国有资本运营公司？ 　　潘朝金：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成立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文件专门解释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运营公司的区别和作用。在国有资本存量很大的情况下，运营公司或者投资公司肯定是由出资人来组建，从管资本的角度发挥作用。但是，两者有一定区别。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作为财务投资，主要以保值增值获得效益为主要目标，立足于培养新兴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比如诚通和国新公司。投资公司主要是管股权，没有投资边界，民企、国企或者外企都可以投。而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宗旨是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获取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