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市场争论的真正分歧.docVIP

土地市场争论的真正分歧 　　经济学家自我调侃，说三个经济学家常会有四种观点，这说明，经济问题因涉及人这一最高级的生物体，及其由人组成的企业和社会，其复杂性远远超越研究非生命物体的纯自然科学（生物、医学除外）。但是虽然经济学作为科学可以存在不同观点，所用概念的定义还是应该一致，才能避免分歧越争越大，并避免实体经济因受误导而坠入歧途。 城市化及其永久性居民 　　例如，现在大家都强调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包容性，针对的正是一段时间来，中国官学两界对城市化的定义以及对城市人口的定义采取的不严肃态度而导致的极为负面的后果。各地政府自称搞城市化，乍看起来，热火朝天，地圈得越来越多，城市的面积越来越大，马路越来越宽，广场和绿地越来越多，楼盖得越来越高。可是房价也越来越贵，适合中低收入居民、特别是农民工的廉租房和廉价房越来越少。外来农民工越来越难以在城市定居，只能蜗居于地下室、旧城区的阁楼和城乡结合部的城中村中。 　　即便农民工如此委曲求全，逆来顺受，各地政府仍不为所动，铁石心肠般地对地下室作定期的清理，对旧城区大拆大建，对城中村周期性地清剿。农民工被赶得越来越远，甚至被赶回老家。为各地政府拒绝帮助外来农民工定居的做法提供合法性和挡箭牌的，正是现行户口制度和土地制度。在这两大制度提供的合法性下，农民工被理所当然地认为只配自生自灭。不过，城乡收入差这个国际上很看重的指标也越来越难看，自上世纪90年代后逐年上升，最后终于名列世界前位。尽管支持现行土地制度和户口制度的人，往往对中国模式十分津津乐道，这种模式在世界上却似乎缺少东亚几个经济体当年被世行称为经济奇迹的光彩和荣耀，也使中国以社会主义作为立国之本的庄严宣示罩上浓厚的阴影。 　　东亚几个经济体，例如韩国、日本和台湾当年被世行称为奇迹，并非偶然。这几个经济体在实现高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分配一直比较平均。尽管它们的人口密度比大陆更高，耕地资源更少，却只用三四十年就使由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构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彻底瓦解，乃至基本消失。其成功关键在奉行自由移民（亦即允许劳动市场自由调节人口的迁居），土地改革平均地权之后又允许土地私有，自由买卖（亦即允许土地市场自由调节城乡土地的供需）。随着农业在GDP中的比重急剧下降，劳动市场和土地市场以一种润物无声、细水长流的方式，默默地发挥着配置功能，使农村人口和一部分农村土地相当和谐而自愿地转移到城市地区，大大降低了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从基尼系数的计算可以看出，随着农业在GDP中的比例下降，只要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也能相应下降，则城乡收入差就不会恶化。 　　对照之下，大陆的经济增长虽然名列世界前列，但城乡收入差也高居世界前列。前30年可以将责任推给中央计划经济，但最近30多年出现这种局面，僵化的土地制度和户口制度难辞其咎。尽管中国的农业占GDP的比重已经下降到10%左右，以真实城市化率衡量的社会转型却因两大制度的桎梏而进展迟缓，阻力重重。官方的农村人口加上无法融入城市，不得不继续持有农村户口的2亿多农民工，竟然仍占总人口的60%以上，凸显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顽固，致使社会转型大大落后于经济结构的转型。 　　面对这一悖论，有的三农问题专家不是把改革的矛头指向歧视农民的现行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反而是高度赞扬现有的体制性二元结构的独特优点，竟说这个“剥削性的城乡二元结构”忽然之间已经变成了“保护性的城乡二元结构”了。换言之，政府应该继续否认农民集体和个体对土地的支配权，继续维持限制农民进城定居的现行户籍制度，农民工应该继续像候鸟一样浮游于各地，只有出力的份，而没有成为市民的权利。 　　幸好，城市化是有公认的定义的。根据联合国的定义，指的是来自农村，进城定居，成为永久性居民（permanent residents）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的升高。按照这一定义，各地政府搞的所谓“城市化”，只是排外性的城市自我现代化而已。 　　要特别指出的是，联合国人居署将城市正式人口定义为城市的permanent residents，也即永久性居民。然而，这个术语在中文中被巧妙地译成“常住人口”，因而各地政府只要有显示自己的城市化成绩之需，便可以自说自话地将高达2.6亿外来打工者一律列为城市人口。然而在讨论本地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就业、教育、住房等社会福利的时候，各地政府又悄悄将他们排斥出去。这些农民工长期外出，不但夫妇长期分居，和自己的子女也难以团聚，造成高达6000万的所谓农村留守儿童，可说举世罕见。可是，为了某些“贵人”视野之内没有所谓的贫民窟（其实到处都有），几亿农民工及其家属子女的这种妻离子散的局面不知要何年何月才能结束，令人扼腕叹息。 　　联合国有一个机构，英文全名叫United Nations Human Settlements Program，如果正确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