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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态文明理念的企业环境收益会计探讨 　　一、引言 　　环境会计的研究始于20 世纪70 年代，国内外至今对环境会计的研究内容已达成共识，一般认为由以下四项组成：（1）资源价值。包括自然资源价值、人力资源价值和旅游资源价值三个方面。（2）环境成本。包括资源消耗成本、环境支出成本、环境破坏成本、环境机会成本四个方面。（3）环境收益。（4）环境利润。其中，环境收益是环境会计体系的重要组成内容。笔者以我国当前生态文明理念的普及与推广为背景，结合我国企业当前环境保护与治理的实际情况，分别从理论和实务两个方面对企业环境收益会计进行探讨。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 从国外学者相关研究成果来看，环境收益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环境收益计量模型的构建方面。Molly Macauley（2003）认为，环境收益实现的本质就是生态环境系统环境收益外部性内部化的整个过程，他以环境收益实现方式为依据将环境收益划分为两类，即环境效益补偿收益、生态环境服务市场交易收益。M. Burans（2003）分别从企业、消费者、投资者三个角度出发对环境收益进行了概念界定，认为环境收益即企业选择“绿色生产模式”之后，投资者愿意以该企业为投资对象，消费者愿意购买该企业产品，以及政府给予企业的特殊政策优待而使企业获得的各种经济利益。然而，国外大多数学者更加关注环境收益的计量和评价问题，如Randall P. Walsh（2000）认为依靠西方经典经济学理论并不能很好的解决环境会计学科体系中环境收益的计量问题，随后以污染型企业污水处理为例对环境效益的估算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并认为，由于基于环境成本与效益的作业成本法具有精确性和抗干扰性等优点，因此建议采用该方法对污染型企业环境治理行为带来的环境收益进行评估量化。Georgia Silvera Seamans（2013）采用影子价格法、碳税法、生产力损失法等国际通用评估与计量方法对美国萨克拉门托、旧金山以及帕洛阿尔托三个城市街道林荫产生的环境收益进行评估，并进一步对其进行了货币化计量。J. Ferguson（2004）运用投入产出矩阵估算出了粉煤灰利用给周边环境带来的环境收益，解决了燃煤电厂粉煤灰材料的综合利用效益产出问题。 　　（二）国内文献在环境收益理论与实务的研究中，我国研究成果呈现出的总体特点为：研究层面复杂多样，研究视角各有不同。由于环境收益的研究领域涉及经济学、会计学、环境科学等多方面的知识，因此我国学者大多以自身研究方向为视角，对环境收益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当前我国致力于环境会计研究的专家学者大多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对环境收益进行深入研究，理论方面多从环境收益的定义、构成内容等方面构建理论体系；实证方面多以环境收益计量模型的构建为主。陈继东等（2002）认为反映会计主体实施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等活动所获得的收益即为环境收益。一般而言，企业环境收益可以分为直接收益和间接收益两种，其中前者一般指通过环境保护而使企业直接获得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如环保奖励、环境破坏补偿收入等；后者是企业从环境治理与维护中间接获得的收益，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乔世震（2000）以企业环境收益的预测、分析以及评价为主要研究内容，从企业利润动机出发设计了一套包括工业废弃物处理收入、能源节约收入等指标在内的环境效益评价指标体系，旨在利用该评价体系协调企业内部长远经济利益与即期利润动机，增强企业的环保意识。唐红梅（2010）从会计确认角度对环境收益定义进行阐述，指出环境收益是在一定会计期间内，由企业拥有或控制的环境资产给企业创造的能够以货币计量的总效用。一项环境效用能否确认为环境收益，一般来说应当符合以下几个标准：符合环境收益的定义、计量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计量信息的相关性、未来经济利益流入企业的现实性。陈霞、许松涛（2008）对环境收益确认条件进行了阐述，认为企业环境收益只有在同时满足可计量、可定义、可靠性等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基础上才能进行会计确认。此外，环境收益计量方法也应该在会计报表附注中予以披露。李贻玲（2007）从环境收益产生的根源出发，借鉴经济学“效用论”以及会计学“资产”的定义，进而推出环境收益的定义，即在特定时期内，环境资产给人类带来的已经实现或将要实现的总效用，且该效用能够用货币计量。此外，还有一些学者更为关注环境收益的量化和评价问题，如刘芳（2003）认为，客观、科学的环境收益评价结果对于某些环保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具有极强的参考价值，建议通过对环境收益的评价确定某项环境投资项目对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各方面的影响，在环境成本和环境收益的比较中，选择环境收益大于环境成本的项目。李玉兰（2006）就环境收益计量问题提出了非常创新的方法，建议采用模糊识别与模糊聚类法对环境收益进行计量，该方法使用的前提是首先要分析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