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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度量文明？ 　　公元398年，鲜卑人拓跋率领他的部落从蒙古草原南缘的盛乐（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和林格尔县）迁入长城以南的平城（今山西大同），北魏王朝建立。北魏统一中国北方之后，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五胡乱华”时代宣告结束，北方少数民族从对中原残酷野蛮的掠杀逐渐转变为怀柔和融合的过程。 　　今年国庆长假，我心血来潮，实现了自己第一次的远途自驾游。石家庄、太原、壶口、延安、靖边统万城、鄂尔多斯、巴彦淖尔、呼和浩特，跨越京、冀、晋、陕、蒙五省区，这个区域恰好就是2000多年来北方少数民族和汉族不断渗透融合的区域。 　　行程最后一个城市就是大同――当年的北魏首都平城。如今这座城市西北方向的云冈石窟已经修整一新，在精心的修缮打理之下，历经1600年风雨沧桑的石窟雕像更加完整的展现出其动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也将人们的思绪带回到那个诞生如此伟大工程的时代。 　　回到大同市内，这个曾经破旧不堪的晋北城市，正在雄心勃勃地进行着恢复古城风貌的最后努力。华灯初上时，城墙城楼在射灯的勾勒下，古韵风雅，气势恢弘。 　　在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的《文明的度量》这本书中，我发现作者提到了平城这座城市：公元400年左右，这里是整个东方最大的城市。城中的20多万人口中，大概有一半是从盛乐迁来的鲜卑人，另一半是来自中原的汉族农民。与此同时，当时西方最大的城市还是罗马，虽然比罗马帝国鼎盛时期有所衰落，但依然保持80万的人口。 　　在此之前，强盛的汉王朝首都长安在公元1年的时候，曾经达到过50万人口。在欧亚大陆的西端，同时代的罗马帝国的首都的人口是100万。到公元700年左右，也就是唐朝建立之后，长安成为东方土地上第一次出现的超过100万人口的城市，在这之后的1000多年的时间里开封、杭州都曾是100万人口以上的大都市。在这1000年的时间里，西方虽然出现过君士坦丁堡、巴格达、开罗等大城市但始终没有超过100万人口的城市再出现过，直到1800年的时候，终于有伦敦这个世界上第一个迈进工业文明的城市，人口接近了100万，而与此同时，北京的人口早已超过100万。 　　但在下一个100年过去之后，到1900年的时候，从城市规模上相比，西方已经把东方远远的抛在了后边，伦敦达到了660万人口，而此时，东方的最大都市已经不在中国，东京以175万成为当时东方最大的城市。 　　在莫里斯的《文明的度量》一书中，度量文明被简约成四项指数：1、能量获取，2、社会组织，3、战争能力，4、信息技术。 　　在衡量社会组织能力这项指标的时候，莫里斯认为“在大部分时间里，一个地区最大的城市规模就是衡量其政治组织职能的尺度之一。” 　　按照前面文明对2000年来东方和西方最大城市人口规模的对比，至少在社会组织能力这项指标上从公元600年开始一直到1800年的1200年间，东方的文明程度超过了西方。 　　作为作者另一篇鸿篇巨制《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的姊妹篇，《文明的度量》试图真正找到最有说服力的指标来度量文明。作者将文明定义为社会发展的能力，“社会发展就是技术、生计、组织和文化方面的总体成就，人们通过这些成就来吃饭、穿衣、居住和繁衍自身，解释周围世界，在群体内解决纠纷，扩张自己的势力并压缩其他群体的势力，保卫自己，抵御其他群体扩张势力的企图。”他格外的强调“社会发展是对社会达成目标的能力的衡量，而不是对社会达成目标能力的解释。” 　　当代世界，当我们对不同国家或者区域进行比较的时候，GDP和人均GDP是最喜欢拿来使用的衡量标准，就像是我们喜欢用分数来衡量一个学生――谁都知道那不全面，但大部分情况下它让情况一目了然。尽管如此，没有人认为GDP可以用来衡量文明的水平。 　　1990年经济学家马赫布卜哈克设计了一个人类发展指数（HDI）。在这个指标体系中，他试图把经济学家们的注意力从国民收入转移到人类福祉上。指数有三项指标：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和中小学入学率以及平价换算购买力，这个指标体系被联合国所采用。 　　莫里斯试图架构一个更精确更可考据的文明衡量体系用来对人类历史长河中不同文明之间的发展水平进行对比。通过这四项指标的对比，莫里斯的结论是“过去的16000年来，东方和西方社会发展有惊人的相似性，表明两个地区的文化特征并没有很大不同。”只不过在历史的不同阶段，东方和西方曾经分别领先过。 　　莫里斯对西方的定义是：人类在欧亚大陆最西部最早进行驯养生活的核心地带，既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源头地区，通过一系列殖民和竞争发展和扩张的社会。从公元前11000年到公元1400年，西方的核心地带一直在地中海的东端，除了公元前250到公元250的500年间，罗马帝国向西纳入了意大利，从公元1400年开始不断向北和西迁移，先到达意大利北部继而到达西班牙和法国，然后扩张到英国、低地国家和德国，1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