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辨骚》之“昔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刍议.docVIP

《文心雕龙·辨骚》之“昔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刍议 　　摘要：《文心雕龙·辨骚》篇中的“昔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是刘勰对历史文献进行再叙事的结果。“汉武爱骚”和“淮南作传”之间的因果联系不是必然的、直接的。刘勰“辨骚”的情感基石是“爱骚”。所谓的“汉武爱骚”，是刘勰本人“爱骚”情感的自然流露，也是刘勰期许帝王提倡文艺的思想体现。 　　关键词：爱骚；辨骚；时序；知音 　　在《文心雕龙·辨骚》篇的开篇部分，刘勰分别列出淮南王、班固、王逸、汉宣帝、扬雄等汉代楚辞论家的观点，并与之展开直接“对话”。从文章技法角度看，这是刘勰在为表达己意做铺垫，路数是不破不立。值得注意的是，在引述淮南王刘安《离骚传》的观点之前，有“昔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一句。此句似寻常平淡，实则寓有深意。 　　《文心雕龙·辨骚》篇有：“四家举以方经，而孟坚谓不合传。”按是篇的文理脉络，汉武帝无疑不在“四家”之列，并且他的“爱骚”与班固认为屈原《离骚》不合经传的主张无直接勾连。汉武帝之“爱骚”在刘勰提出“辨骚”的论题中并没有提供实质性的内容，看起来似乎可有可无。而当“汉武爱骚”和“淮南作传”联属在一起，除了遣词造句的修饰意义——让语句更畅达明快、让音节更谐美之外，还有一层深意：作者通过它在表达或者说渲染一代帝王对屈原《离骚》的偏好之情，从而追述一段淮南王刘安评论《离骚》的历史机缘。 　　“昔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其实是刘勰对历史进行再叙事、对文献资料加以重构的结果。刘勰这一叙事和重构的背后，蕴含有独特的文学思想和主张。 　　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篇中与汉代楚辞论家的见解主张进行交锋，一并撇开了此后直至刘勰当代的诸多论家。汉代评论过屈原《离骚》等作品的当然不止刘安等五位，其中著名的还有贾谊、司马迁、刘向等。汉代关于屈原《离骚》的论述也不止《辨骚》篇所列出的那几点，刘勰在是篇之中并没有（也不可能）一一列举，而是侧重在楚骚与儒家经典之间的关系上。这是“文之枢纽”——《原道》、《征圣》、《宗经》、《正纬》和《辨骚》逻辑结构的内在要求。《辨骚》篇举出的五位楚骚评论家显然是刘勰经过精心选择的。这五位的身份值得注意，他们中间有君主、藩王和臣属，有史家、辞赋家和注释家，有的还兼而有之。但在《辨骚》篇中他们只有一个身份——屈原及其作品的批评者和评论者。他们的见解在汉代有相当的代表性，文辞表达具有经典性，尤其是刘安的《离骚传》。它与《辨骚》篇中刘勰的思想见解交相辉映，以至于后世学者在评点《文心雕龙》时有这样的感喟：“知屈子者，汉惟淮南王安。淮南以后，梁惟彦和。” 　　刘勰在整体上并不认可包括刘安在内的汉代五位评论家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看法，“褒贬任声，抑扬过实，可谓鉴而弗精，玩而未核”（《文心雕龙-辨骚》）。刘勰截断众流，别开生面提出“辨骚”、“变乎骚”的主张。“辨”呈现圆照之气象，“变”流露新变之主张。 　　面对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刘勰第一个遭逢的“对话者”是淮南王刘安及其《离骚传》，而肯定不是汉武帝。注《楚辞》的第一个人是刘安，第一部《楚辞》的注解是刘安的《离骚传》。首先来看刘勰“昔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这一表述所本的史事： 　　关于淮南王刘安，司马迁《史记》关注的是他的政治活动，而没有记叙与之相关的学术著述情况，对“使为《离骚传（或赋）》”一事更是只字未提。刘勰的“昔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主要来自班固《汉书》。据《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载： 　　淮南王安为人好书，鼓琴，不喜戈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名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每为报书及赐，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遣。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又献《颂德》及《长安都国颂》。每宴见，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昏莫然后罢。 　　根据这一段的文理脉络，刘勰《辨骚》篇中所谓的“汉武爱骚”并不显而易见。“上爱秘之”，明确指向刘安所献的《内篇》二十一篇——即流传至今的《淮南子》，而不是屈原的《离骚》。且刘安最初入朝的时间（“初，安入朝”）在《汉书》中并不清晰显豁，这使得“使为《离骚传》”的皇帝是汉文帝还是汉武帝难以确指。 　　刘安最初入朝的时间节点，既可以理解为汉文帝时期，又可以理解为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如果刘安最初入朝的时间是汉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那么“使为《离骚传》”的皇帝就不是汉武帝而是汉文帝，东汉高诱为《淮南子》作注时撰述的《叙目》就是这样记载的： 　　初，安为辨达，善属文。皇帝为从父，数上书，召见。孝文皇帝甚重之，诏使为《离骚赋》，自旦受诏，日早食已。上爱而秘之。假如正视这段历史所蕴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