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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的精神 　　关于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的精神，早在1927年一场名为“北大之精神”的演讲中马寅初先生就有过别致而触及根底的解说：“回忆母校自蔡先生执掌校务以来，力图改革。五四运动，打倒卖国贼，做人民思想之先导。此种虽斧钺加身毫无顾忌之精神，国家可灭亡，而此精神当永久不死。然既有精神，必有主义，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达其至高之鹄的。”虽然情之所钟难免有陈词太高的嫌疑，但抱持着自身理想、虽千万人而往之的气概，也的确是老北大最令人动容的底色所在，其学术和政治的激情莫不源于此。 　　在后来的岁月中，这一传统历经蔡元培、蒋梦麟、胡适诸先生的治校传承而流成一脉，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这一点依然可以从马寅初先生处得到确证：1951年，马氏出掌北大，后为了维护学术尊严以一己之力对抗各方围攻，始终坚持自己的“新人口论”，甚至发誓战死为止。“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说的正是马寅初这样的人。 　　一所大学的志业在于对学术和政治的不懈追求，而它的风骨则散见于那些悠游其间的人们的生命故事中，这些故事或元气淋漓或风韵优雅，都为人所津津乐道，身为历代掌门人的校长自然也有许多极见性情的小故事流传下来。从1916年到1948年，蔡元培、蒋梦麟、胡适先后出任北大校长，在那个风雨飘摇、内乱外患的年代，他们勇担重责，殚精竭虑，为乱世中的北大的维持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时间教会了我们对三位先生投以敬意与温情，这同样是对老北大精神的温柔触摸，但愿它能予身处现世催讨中的我们以些许慰藉。 　　蔡元培：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 　　蔡元培（1868—1940），字孑民，浙江绍兴人，清末进士。民主革命家、教育家、思想家，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12月至1927年8月，任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大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开“学术”与“自由”之风，被誉为“北大之父”。1940年3月3日，蔡元培的生命走到了尽头。毛泽东以“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对其一生作出评价。 　　我不去，谁去？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接受了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的北大校长委任状。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建立开始算起，当时北大建校仅仅18年。1916年虽然京师大学堂已经改名为北大，但其作为“皇家大学”的官僚气与衙门气依然浓厚，腐败至极。有不少教师是北洋政府的官僚，这些教师即使不学无术，也受到学生巴结，以便日后自己当官仕途方便。当蔡元培接到任命状时，朋友们都劝他不要去。但蔡元培却说：“我不去整顿，谁去呢？”其实，自戊戌变法失败后，蔡元培的心里就一直怀有“教育救国”的理念。因此，他义无反顾地踏进了北大校园，决心以“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这八个字来重塑北大。 　　蔡元培到任那天，校工们在门口恭恭敬敬排队向他行礼，蔡元培脱下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了一个躬。这么一个身居高位的名人给校工鞠躬，这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此举震惊了北大校园。自此，在蔡元培的带领下，北大不再是成批生产封建体制内候补官僚的冰冷机器，而渐渐成为散发着人性光辉和科学理想的人才成长摇篮。 　　不拘一格选拔人才 　　胡适曾说，如果没有蔡元培，他的一生很可能会在一家三流的报刊编辑生涯中度过。1917年1月，还是毛头小伙的胡适在《新青年》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文学改良主张。蔡元培对这个能写出这样针砭时弊和推翻旧案文章的留美青年十分欣赏，当即聘他为北大文科教授。没有大学学历的年仅24岁的梁漱溟，本来正准备去衡山当和尚，在《东方杂志》发表了一篇《究元决疑论》之后，被蔡元培看到了。蔡校长认为他是“一家之言”，决定破格聘请梁漱溟来北大讲授印度哲学。此外，章士钊创立逻辑的学名，蔡元培就请他开逻辑课；胡适和梁漱溟对孔子的看法不同，蔡元培就请他们同时各开一课，唱对台戏。 　　由于蔡元培重视选拔有真才实学的各方面人才，容纳各种学术和思想流派，使北大的教师队伍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时北大人才济济，学校面貌为之一新。1918年初，北大共有教授90人，35岁以下者就有43人。最年轻的文科教授徐宝璜仅25岁，其他如胡适、刘半农等也都是20多岁的青年。 　　绿茶人生 　　有一位北大学生在生活中受到了一些挫折，苦闷之余，他给蔡元培校长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够得到他的指点。蔡元培就将那位学生请到自己的办公室来喝茶。受宠若惊的学生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感觉没有一点茶的味道，学生的眉头不禁一皱。蔡元培则东拉西扯地谈论一些漫无边际的问题。学生耐心地听了很久，好不容易等到蔡元培稍稍停顿了一下，便连忙找个理由告辞。蔡元培若有所思地微笑道：“急什么？把茶喝了之后再走，这可是上好的绿茶，千万别浪费了。”学生无奈又端起了茶杯，喝了一口。就在这时，一股清香浓郁的味道沁人心脾！学生愣住了，诧异地打量着茶杯，茶叶已经沉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