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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说纷纭的北大第一任校长 　　京师大学堂——即今天的北大——的第一任校长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是美国北长老会派至中国的传教士，从1850年来到中国直至去世，只有四年时间不在中国，总计在中国生活了62年。他精通中国语言、文学、哲学，是清末在华外国学者中首屈一指的“中国通”，著有《汉学菁华》（The Lore of Cathay）和《花甲忆记》（A Cycle of Cathay）、《中国觉醒》（Awaking of China）等十余本关于中国的著述。对于晚清中国社会，他的观察细致入微，同时又不乏西方人看中国时所具有的独到的视角与见解。 　　他是一个传奇传教士：创立北京崇实中学（现北京二十一中学），是崇实中学第一任校长；参与起草《天津条约》；曾任同文馆总教习，后来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得到清政府二品顶戴。 　　但是，他也曾不止一次地主张驱逐满人、放逐慈禧，由列强控制一个傀儡政权以使中国“进入文明国家的行列”，提出“以华制华”的政治策略，俨然是一个游走在政治舞台的谋士。 　　历史的喧嚣已然远去，但是尘埃并未落定。关于这个传奇人物在中国历史中的定位，至今依然是众说纷纭。 　　“反动”的美国传教士、穿道袍的“帝国主义强盗” 　　有很多教科书和文章把丁韪良定性为帝国主义分子和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代表人物，因为他在1900年出版的《北京被围目击记》（Siege in Peking）中坦白，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后，他自己也参加了“抢劫”。顾长声在其流传甚广的专著《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中写道： 　　基督教传教士同样地参与了抢劫活动，还陪同侵略军有哪些信誉好的足球投注网站义和团和勒索赔款。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义和团运动之前是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在使馆被围时，他脱去了道袍，背起了步枪，参与射杀义和团。使馆解围后不久，他于十月二十三日回到美国，写成回忆录《北京被围目击记》。……据他说，慈禧太后带了宫廷人员从西边城门逃走之后，“有一大半居民放弃了他们的住所，向城外逃走了。由于他们仓皇逃跑，他们的衣柜、塞满了之前的皮货，地板上撒满了最华丽的绸缎，有些地方满地都是银锭。多么诱惑人去抢劫啊！” 　　如果仔细阅读作者所引用的原文，那么真相根本没有那么简单。试想：一个当时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获得二品顶戴的高级官员，会换下道袍，参与抢劫？原文说“有些地方满地都是银锭。多么诱惑人去抢劫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自己没有抗拒住诱惑而参与了抢劫。试问哪一个人会在参与了抢劫之后还记录下来并发表呢？ 　　不过，他还真是老老实实地记录了自己的一次“抢劫”： 　　惠志道牧师和怀丁牧师负责的教徒们急需粮食，我为了他们的利益干了一点小小的抢劫。我听说在内城京师大学堂附近有一家被遗弃的粮店。我们到那里去，发现有相当数量的小麦、玉米和其他粮食。于是我们把这些粮食搬运到好几辆骡车上，我们运走的粮食不少于二百蒲式耳。我高声叫喊店主，告诉他把账单送到时，我会付给他全部粮款。但是唯一的答复就是我的回声……（《北京被围目击记》） 　　如果了解了这场“抢劫”的前因后果与作者对这件事来龙去脉的叙述，那么即使是最严厉的道学家也会承认，这是富有正义感的“抢劫”。原来在当时的北京义和团运动中，约三千名基督徒避难于英国公使馆，很多人已经在饿死的边缘（即原文所说“惠志道牧师和怀丁牧师负责的教徒们急需粮食”），丁韪良得知情况之后，便自告奋勇地为其他传教士带路，去无人看管的粮站进行了“抢劫”，以便搭救三千名被义和团围困的中国教民的性命。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谁依然认为这是一种可耻的抢劫呢？“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并不是仅仅流行在中国的理念，而是全世界都接受的美德。 　　■ 　　在亲身经历了庚子之乱的那个夏天之后，丁韪良在1900年9月15日出版的京津《泰晤士报》上正式抛出了他的“中国战后重建”方案。其内容有：“1.为了根除慈禧太后制造的灾难，在各大国共同拟定下，将慈禧放逐，恢复光绪帝的合法权力；2.取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后颁布的一切政令，包括她任命党羽的委任状，新政权许可者除外；3.恢复光绪帝的改革方案，在各国批准后执行；4.让各国划分势力范围，指派代表控制在其势力范围内的各省督抚的行动。” 　　这些都被丁韪良自己白纸黑字地写下来的，站在中国人的立场，对于这个“方案”的感受可能是五味杂陈。中国在晚清的衰败、软弱在多大程度上与慈禧的短视与保守有关？必欲逐之而后快的又岂止是外国传教士？庚子之乱后的中国已然成为列强刀下羔羊的事实也难以否认，但是，依然很难理解丁韪良为什么提出希望列强“指派代表控制在其势力范围内的各省督抚的行动”这样的“以华制华”的建议。 　　在《北京被围目击记》一书中作者给出了这样的答案：“对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