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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职业教育促进农民社会流动的理性思考 　　摘 要：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民社会流动关系到当前国家战略发展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农村职业教育概念与农民社会流动概念的解析是研究二者关系的重要理论基础。农民理性的研究和农村职业教育回应农民理性的可能性分析证明了农村职业教育能够促进农民的社会流动。农村职业教育通过力促务农人员向新型农民转变，鼓励进城务工人员实现非农就业，指导返乡农民工向农民企业家转型等途径促进农民社会流动。 　　关键词：农村职业教育；农民社会流动；农民理性 　　作者简介：张宇（1987-），女，河南渑池人，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原理和农村职业教育；肖凤翔（1955-），男，天津大学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原理。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2）34-0004-04 　　当前，我国处于经济转型期和社会转型期的深水区，农村职业教育发展与农民社会流动日益成为“三农”问题和职业教育研究中备受关注的话题，其根本在于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民社会流动直接关系到民生发展、城乡发展及农业发展的状况，关系到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综合国力的提升。农村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以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为目标，以技能和知识为载体服务于农村劳动力，能够提高其技术技能水平和知识储量，更好服务于民生改善、农业增产、新农村建设，亦能有力推进 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 　　一、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民社会流动关系探究 　　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民社会流动的概念辨析是探究二者关系的重要理论基础。当前关于“农村职业教育”的概念尚无定论，总体而言主要存在两种倾向：一是将农村职业教育概念泛化，认为农村职业教育就是发生在农村的教育，如此将直接影响到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及教育对象的研究。二是将农村职业教育概念窄化，这主要体现在将农村职业教育概念定位为其真实涵义的一个点或一个侧面，缩小农村职业教育的范畴，这将不利于全面地研究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状况及制定相关政策。实质上，农村职业教育是根植于我国二元社会结构的特殊教育类型，是以服务“三农”为目标，对农村广大就业及预备就业人员进行的农村人口升学、农业产业、非农产业及创业等所需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教育和培训，以培养“新型农村劳动者”或向外输出的“务工人员”，从而实现农民阶层社会地位的提升及和谐社会的营造。 　　对农民社会流动的概念解读源于对“社会流动”的理解。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索罗金（Sorokin）在其开山之作《社会流动》中首次对“社会流动”予以深入分析和研究，指出“社会流动是人们在社会结构空间中从一个地位向另一个地位的移动”[1]。基于我国特殊的“二元经济结构”国情，一些学者指出，“由于社会关系空间与地理空间的流动具有密切的联系，因此一般人们将地理空间的流动也归于社会流动。”[2]，亦包括“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变更自己的居住地点、职业、社会地位等。”[3]这一解读符合我国国情，本文亦采用如此观点。据我国社会学家陆学艺的社会分层标准，农民大多处于社会阶层的最低层，所以“农民一旦发生了职业或社会地位的流动，那么不论流动是以何种形式出现的，绝大多数都是向上的流动。”[4] 　　农民群体在历史发展与改革中一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改革开放后，人口政策放宽，农民出现了大范围的流动，农民这一原本同质性较高的阶层或群体，开始出现分化。从农民职业流动率来看，其职业流动频次与其社会流动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现倒‘U’型的曲线关系”[5]。这一现象的出现除受户籍身份的制约外，还源于农民自身教育水平和技术技能水平的有限。更令人担忧的是农民社会流动和代际流动有固化倾向，存在不同程度的世袭制痕迹，这将严重影响到我国社会的稳定和谐。当前促进农民社会流动的重要因素便在于教育的普及与发展。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具有平民性[6]、实践性、灵活性和公益性[7]等特征，能够满足农民的技能需求和知识需求，从而有效促进农民向上社会流动。 　　二、农村职业教育促进农民社会流动的可能性分析 　　当前，诸多学者将其兴奋点聚焦于高等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关系探究上，而对职业教育，尤其对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民社会流动的关系进行探究的则较少。一方面在于，当前农村职业教育发展落后，缺乏活力，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处于劣势。另一方面在于，农民所占据的“财富、权力及声望”[8]较少，社会地位较低，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较为困难。经过大量的研究分析，笔者认为，农村职业教育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农民社会流动。这是由二者的本质属性决定的。 　　（一）理性：农民的本质属性 　　理性一直是西方哲学研究的重点命题，学术界对此前提性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已旷日持久。关于农民是否具有理性，古今中外的学者们众说纷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