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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综、高瞻与情怀 　　摘 要：纵观百余年《中国古代文学史》编写历程后会发现：20世纪上半叶的文学史家功底扎实，态度认真，有气魄与才力，有明确编撰目的，更有思想高度与现实情怀。对比之后的文学史编写，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优良传统正在丢失。绝大多数的文学史著作是为大学教学服务的，所以，为未来国民计，我们的文学史应有编者的个性与独立思考，应着重培养学生的理性分析与判断力，要注重思维训练而不是凝固的知识的传授，要有创新。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史》；传统；现实情怀；创新 　　目前我们已有大约3000部文学史著作，而且还在以每年10部左右的速度增长。尽管很多文学史都有“创新”、“填补”之类的自誉或他誉，但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文学史著作量的增加并没有形成质的突破”[1]，20年前“眼界窄、文笔平、格式板、感情枯”[2]的格局依然未见改观。 　　回顾国人自1904年开始的文学史创作历程，检讨今天“终于变成了一种共识和集体的记忆”[3]的文学史知识谱系，我们发现：这四十余年间编撰的文学史尽管有不少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以此为镜，能照见我们今天的古代文学史教材乃至古代文学教学、研究中的某些缺失。 　　一、博通：功底与态度 　　20世纪上半叶的文学史编撰者本身成长于传统文化的氛围中，受过非常好的小学训练，经史子集是学习内容，文言文是书面交际工具，有非常深的国学功底，谢无量有《中国哲学史》、《诗学指南》、《词学指南》、《骈文指南》、《老子哲学》、《孔子》、《韩非》、《朱子学派》及《阳明学派》等一系列专著，钱基博在经学、版本学、兵学、龙学方面都有著作传世。所以，编撰文学史，他们如数家珍。这功底可表现在速度上，如林传甲的文学史六万余字，百日完成；也可表现在数量上，如郑宾于的文学史，煌煌80万言。 　　文学现象的描述、文学规律的概括、文学思想的提炼必须有广博丰厚的文化功底作基础，但正如早期文学史家所指出的那样，文学史是科学，有它专门的领域和范围，需要编撰者有目标、有针对性阅读、收集材料。为此，20世纪上半叶的学者深有领会： 　　凡研究诸学，各有定类。惟文章之事，主博涉而不拘一方。又非精思无以致其巧。古来名家因所尚各殊，则其讨究之法亦遂不同，诚不能悉数也。约而言之，则思不积不至，词不习不成。广习而约取，审思而慎出，则亦庶矣[4]。 　　著述文学史，首先要“广习”。钱基博遍读古人别集，“吾读古今人诗文集最夥，何啻数千家。而为有提要者，且不下五百家。唐以前略尽。”做到对文学史全貌、作家全貌的了然于心后，“其人其文，必择最有关系者”。80年后的今天，我们还不得不佩服他选人、选篇的精准。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因材料罗列过多，被诟病为“杂董史”、“学术史”。但他们所接触材料的范围之广、材料选择的用心估计今天的许多专门研究者还是望尘莫及。郑振铎为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准备了很长时间：“十余年来，所耗的时力，直接间接，殆皆在本书中。随时编作的文稿，不特盈尺而已。”[5]书中所附插图采用珍稀古籍百余种，且大部分为世人所未见的孤本。作者谨慎采取宋以来书籍中所附木版画为主体，“不欲以多为贵”。“广习”使他们对文学现象有完全、充分地掌握，得出的结论自然不会人云亦云甚至以讹传讹而扎实、可信了。 　　因为有“广习”、有了“博”与“审思”的基础，这些文学史著作“通”而不“泛”——纵贯旁通，指向显明了。郑宾于的《中国文学流变史》[6]主要从文学的沿革演变的角度切入文学，在每卷（章）开始部分即将主要问题列出，如“汉诗和三百篇的关系到底怎样？”“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到底是谁？从空间上说，它是那一部分人的作品？”“甚么是乐府？甚么是乐府诗？”“唐诗何以会盛？而盛的状况又是怎样？唐诗何以会止？而止的状况又是怎样？”“词的来源怎样？它和诗有怎样的差别？甚么是词？并且它有怎样的价值？”“词在两宋，何以有那样隆盛的成绩？何以有那样普遍的现象？”“词调之沦亡，宋季作者，谁应负其全责？”提出这些问题，等于就提出了文学史发展之“纲”。而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郑宾于用材料说话，将精要、有代表性（包括截然相反的）的观点排出，如讲王维，列出两位唐人针锋相对的观点（殷璠《河岳英灵集》“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和李肇《国史补》“好取人文章佳句”）后，说李肇“未免薄视太甚”，然后引《岁寒唐诗话》作结，“虽才气不若李杜之雄杰，而意味功夫，是其匹亚也。”既老老实实将文学史本来的面貌予以客观呈现，同时又鲜明地表达出自己的态度。再如谈白居易“白话诗”，首先点明“后世对他便产生了许多的夸大和误解”，然后引出“老妪能解”（《墨客挥麈》），再以杨升庵的反诘（“过甚其辞，故意夸大”）说明白居易的诗歌并不全是“老妪能解”。随后又将“误解乐天，肆口诋祺”者列出，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