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人文教育的忧思.doc

大学人文教育的忧思 　　谢有顺，著名文学教育家，本刊顾问。1972年8月生于福建省长汀县。先后在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和复旦大学中文系就读本科和文学博士。现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小说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曾在《文学评论》、《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等刊发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论文两百余篇，两百多万字，数十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刊全文转载。著有《我们内心的冲突》、《活在真实中》、《话语的德性》、《身体修辞》、《先锋就是自由》、《此时的事物》、《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等著作十种。主编有《中国当代作家评传》、《优雅的汉语》等丛书多套。曾获第二届“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等奖项。主要从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当代文学批评研究。 　　一.中国一直是重教育的大国 　　在中国的历史上，教育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比较完备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包括有着楷模意义的教育实践，其实早在两三千年前的周公、孔子那里，就已经出现。直至今日，中国也还是世界各国中最重教育的国家之一，尽管当下的一些教育体制已经扭曲，但在国人心中，教育仍然是每个家庭中的头等大事。钱穆说，“中国教育，实亦可谓是一种宗教事业。”这并不是夸大之词。因为在中国的文化体系中，并没有创立起一个有全民影响力的宗教，直到魏晋南北朝后，才有佛教从印度传入，而在世俗生活中，扮演教化人心之职责的，就是教育。特别是儒家，一直在教人如何做人，如何具有人之为人的品格、精神，这种以人文教之的传统，贯穿着一种人品观——所谓君子和小人，雅人和俗人，都是事关人品，也事关一个人的人生意义。由是观之，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教育，确实具有一种宗教精神，它也传道，但不以来世或天国为旨归，而是希望在人世中实现理想，并以认识人生大道为最高目的。从人道知天道，从人文知自然，不偏重于一己之私，也不过度张扬某种专门之学，中国的传统教育，更多的是在培养全人、通人，使一个人有通才，具通识，并由此成大业、成大器，至终成为“大人”。 　　所以，中国以前的教育，并不重视学校和课程，而是重视老师是谁。所谓“经师易遇，人师难遭”，就是这个意思。何以在中国古代，除了官学之外，私人讲学、私人书院也极为盛行？就在于大家看重教师的学问和教师的为人，重身教、行教。像孔子，虽然到处讲学授徒，其实他并没有一所固定的学校，唐人钱起作诗说，“更怜弟子宜春服，花里寻师到杏坛”，我想，“杏坛”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地方吧，但这并不妨碍孔子施教；王阳明以各处的衙门为自己讲学的场所，也不影响他传道授业。只要有名师，就会应者云集，至于教育的形式，倒在其次了。所以，孔子死后，没有人在孔子讲学的地方修一所学校继续授课；朱熹死后，也没有人在武夷山或建阳兴办学校继续他的教育事业。名师一去，由他而起的教育事业也随之而去，可见，中国人重师道过于重知识，师道存，则教育存，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精华。 　　其实，即便到了现代，这种思想也还是被大家所推崇的。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聘请各种学派的人在北大授课，兼容并包，因为在他认为，“思想自由之通则，则大学之所以为大也”；梅贻琦任清华大学校长期间，也对大学下过一个著名定义：“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以思想的自由、以大师作为大学的灵魂，表明大学应以人为中心，而不是盲目地比硬件，比环境，或者比学术文章的数量。梅贻琦说这话的时候，已经做了十年清华大学校长了，他是学物理的，留学美国，刚开始就职时，没有经验，所以他一直未能对大学作出一个恰当的定位，直到一九四一年，才有了上面这个经典的定义。确实，中国人尊重师道这一点，和西方人是有很大不同的。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但他的名言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和他不同的是，孟子则说，“乃我所愿，则学孔子。”一个重老师所传授的知识、真理，一个重以老师为楷模，传承其精神和人格。故《论语》既是孔子之学，也见孔子之为人。后来中国的教育越来越偏重于让学生学知识，学技能，局限于书本字面，轻师教、身教，同时为人师者，也失去了榜样的作用，甚至干出许多斯文扫地的事来，教育的面貌才开始呈现出一片乱象。 　　这个乱象，大家都有所目睹，也有所耳闻了。当然造成这一乱象的原因，并不能全由教师来承担，事实上，体制的问题，历史积弊的问题，社会风习的问题，以及整个国家的价值迷茫的问题，等等，都在混乱大学的方向。关于这些乱象，大学内部有很多争论，媒体上也有许多报道，一会说哪个大学生抢银行了，一会说哪个女学生被老师潜规则了，一会是申博点的黑幕，一会是大学校长抄袭，置身这些新闻当中，我越来越感到，现在的大学教育体制存在着致命的不足，大学教师这样的职业，也无什么光荣可言，而更像是失败主义者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