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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道德教育中的话语置换及意义重构 　　摘要：在当下世俗化的学校教育体系中，肩负着促使受教育者追寻可能生活之路的道德实践摇身变为某种必然的知识技术、某所学校主流意识形态的传媒镜像，表现为：在目标建构上，知识置换了智慧与高尚；在过程实施上，塑造置换了探究与引领；在手段采用上，技术置换了伦理与解放。针对这一现象，只有从迎合人的成长、发展的内在规定性的角度出发，才能探寻道德教育的应有之义。 　　关键词：道德教育；话语置换；意义重构 　　中图分类号：G4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3）11-0033-05 　　人的存在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可能性存在，人的可能性存在是人存在的基本形式之一，而教育正是无限放大人的这种可能性的现实条件。在古希腊的辞典中，教育意味着“引出”，它的意思是把存在于人身体中的潜在的能量通过合情、合理、合法的方式让它自在地释放出来，进而达到个体确认自身、完成意义建构的理性境界。在人完成可能性确证的过程中，康德认为，人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作为现象而存在，人不过是自然万物之一种，因而受自然法则的限制，在这一意义而言，人没有自由；而另一方面，人又是理性的存在，他有能力自己规定自己的行为，在超越纯粹的自然生存之上，人自由地建构着自己。人的这一理性是超自然的实践理性。实践理性使人能够自由地按照理性自身的法则规定自己的行为。人的双重性一方面为人的自由与自我教化、自我建构确立了现实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为人对德性的追寻奠定了基础。正是这种以教育为主要实践理性基础的个人自由的彰显，才促使人完成了从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原始“群体人”向市场经济条件下基于物的依赖关系的独立的“个体人”的过渡，造就了人的可能性潜能的张扬和凸显。在这个角度上讲，以实践理性面目出现的教育对人的本质的确认也具有双重身份，即在帮助学生个体在完成人潜在能量的挖掘和释放的同时，促进个人对意义世界的向往和追求。但事实上，在当下世俗化的学校教育体系中，在实用主义思潮盛行的现实背景下，本来应该以超越性面目出现的教育已经异化为以国家主流意志形式呈现的考试，已经从一个面向生活世界的、肩负着促使受教育者追寻可能生活之路的理性实践摇身变为某种必然的知识技术、某所学校主流意识形态的传媒镜像，实现了对教育应然本质话语的实然篡改。 　　一、话语置换：学校德育叙事方式的出位 　　人既是一种生理意义上的存在，同时也是一种超越生命的精神存在，从这个层面上理解的人以实践理性为内涵本质的可能性涵概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人不只包含了可塑性，人不单单是可以被动地接受塑造的动物和有待填补的空间，人的发展是一个自主的能动性创造过程。其次，人在其本原状态上有着能动地成为其无限多种可能之所施的内在驱动力。所以，人绝不是一个完全可以依赖外在力量便必然地被塑造为某种存在物的事物，人实际上是一个有其内在能动性推动的趋向于无限可能发展的生命创造体。教育追求的便是一种涵盖了这种以形而上的人生目标为应然方向的理性行为，是确证个体为生命创造体的实践经历。但在现实的学校教育过程中，教育家所反复倡导的潜能、主体、创造等理念思想基本上被现代社会、个体甚至是教育工作者所忽视。 　　1.目标建构上：知识置换了智慧与高尚 　　作为一种生产性的实践而并非压制性的外在控制，学校德育的形态也必须要被“实践”，“它必被人格化方可见到，必被象征化方能接受”（福柯）。而简单化的德育活动显然是可以象征性地实践道德理想的有效操作方式，但现实工作中的这些活动在目标定位上却并不热衷于建构智慧，也不反映高尚，而是迎合教育组织者的主观意志，并经过粉饰、提炼后，借助于学生的认知基础、师生的情感纽带，想象为某种关系，为人们提供意义，进而实现对道德教育生活本身的重构。这种由工具理性、权威意志所塑造的道德教育结构，是一个充斥着功利、时尚等元素的准社会模型的缩影。在这个准社会系统中，“去圣化”已成为一种世俗的生活形态，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东西并不是德育所倡导的的人生境界的高低，而是其占有应试知识的多少和应试水平的高低。考试分数、学校发展的效益、教育管理者有效开展组织与推销的能力等问题，已经代替了先人所考虑的生存境界而成为了现代人主要考虑的问题。这种以西方现代化为准则的道德教育体系充分发挥了人的工具理性，并使理性演化为控制人性以获得利益的机制，其结果是使道德教育体系中的个人与群体所应追求的道德理想丧失殆尽。 　　2.过程实施上：塑造置换了探究与引领 　　“在一个社会中，任何对于人的自由包括道德自由的限制，都将减少人们对道德价值的真正认识，降低人们对于道德追求的热忱，减少人们通过实践而形成道德经验的可能性，从而亦会降低社会的精神文明。”[1]也就是说，个体德性的生成是在一个充满价值判断的道德实践体中，通过主流道德文化的涵养和道德主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