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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曹刿论战》的“论”字教开去
苏教版九下第四单元选录了《曹刿论战》《邹忌讽齐王纳谏》《愚公移山》《出师表》等几篇古文,它们有一个共同之处:均彰显了人物的语言艺术。或如愚公直白说理、或如诸葛亮苦口婆心、或是邹忌委婉规劝,而曹刿之“论”也如邹忌之“讽”一般在教学中受到重视。大多数教师会借“论”或“论战”来揭示文章写法上的详略安排,并归纳出曹刿这一人物形象“政治上的远见卓识与军事上的卓越才能”(教参语),或者借此分析曹刿简约却不简单的语言艺术。这还远远不够,尽管“曹刿论战”这个题目非《左传》原作所有,但笔者认为它堪称经典,只字难易,因为其浓缩了选文乃至《左传》的精髓,甚至是春秋历史的一角缩影。本文试挖掘补充“论”字的教学价值。
一、“论”字折射出人物身份:“谏”士曹刿
关于曹刿的身份有不同说法。一说其与曹沫同一人,此说尚有争议;一说他是普通百姓,乃一介平民;一说他是低级贵族“士”,或“武士”。教材对曹刿的注释也悄然由“春秋时鲁国武士”变为“春秋时鲁国人”,不过教参仍沿用“武士”旧称。这无疑增加了教学难度,“名不正则言不顺”,为曹刿正名是正确分析这一人物形象的前提。
曹刿极富口才,不只在本文,更在《国语·鲁语》对长勺之战相关论述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长勺之役,曹刿问所以战於庄公。公曰:“余不爱衣食於民,不爱牲玉於神。”对曰:“夫惠本而後民归之志,民和而后神降之福。若布德于民而平均其政事,君子务治而小人务力;动不违时,财不过用;财用不匮,莫不能使共祀。是以用民无不听,求福无不丰。今将惠以小赐,祀以独恭。小赐不咸,独恭不优。不咸,民不归也;不优,神弗福也。将何以战?夫民求不匮於财,而神求优裕於享者也,故不可以不本。”公曰:“余听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断之。”对曰:“是则可矣。知夫苟中心图民,智虽弗及,必将至焉。”
在否定庄公“小赐”(即临战之赐)、“独恭”之前,曹刿先陈述为政之道在于民本,在于德治,不惟评判庄公做法的对错,更重在以治国之道劝谏庄公。《国语》工于记言,而《左传》相关言论记载要简明得多,“小惠未徧,民弗从也”,“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忠之属也,可以一战”,虽是简单评论之语,但“未徧”“未孚”“忠”却依然可以读出曹刿引导庄公纠己之弊,正确为政的拳拳之心,此时的他不只是作为一个行为评论者,更是一位谏者。曹刿之“论”,一论作战条件,二谏治国之法。
面对庄公对胜因的提问,曹刿展开了第二次“论”。“夫战,勇气也”,先摆出自己对作战法则总的看法:要正确保有、使用勇气。而后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以长勺之战具体印证这一法则的适用性。“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这更可视为以齐国为例总论与大国作战的规则:处处小心。这一次,他的论说方式却与上文所录《国语·鲁语》之例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相似不只是在字面上均以发语词“夫”字开头引起议论,而是都不就事论事,更重在论理为主说事为辅、由一般至特殊的论说方法,其根本意图在于纠正庄公不当的军事指挥思想,以正确方法劝谏他,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曹刿赠与庄公的是长勺之战的胜利,更是治国统军的方略。
《左传》对曹刿的另一次记录更体现出了他勇于进谏的品质:
二十三年夏,公如齐观社,非礼也。曹刿谏曰:“不可。夫礼,所以整民也,故会以训上下之则,制财用之节。朝以正班爵之义,帅长幼之序,征伐以讨其不然。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习之。非是,君不举矣。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後嗣何观?”
综合《左传》与《国语》分析可知,曹刿熟知礼法,再加之精通治国之道,“晓畅军事”,可见他必定受过系统的文武兼备的教育,并凭借他的才能受庄公任用。而在“学在官府”的当时,只有贵族才有这样的机会。平民通过学习掌握知识并参与朝政是在春秋中后期社会秩序变化、私学兴起背景下的产物,所以处在春秋前期的曹刿出身不会是普通百姓。“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由“其乡人”三字难以确认曹刿的身份,但同乡的话能说明他不是位高禄厚的“肉食者”(即举足轻重的决策者),基本可以断定侃侃“论战”的他是当时的低级贵族“士”。顾颉刚先生在《武士与文士之蜕化》一文中认为,“士”最初是武士, 其身份相当于低级的贵族, 它有统驭平民百姓的权利, 也有保卫国家社稷的义务。商、周文献中提到的“士”或“庶士”,大体是指知书达理的贵族或执掌各种事务的中下层官吏。这样的武士向文士的蜕化同样是在春秋中后期至战国时代社会变化与宗法松动的相对自由的环境中完成的,而这之前,武士的生存状态较为稳固,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基础,并接受了从小学(射御礼乐书数)到大学(修身治国)的系统教育,曹刿才拥有如此文韬武略,内心担负起“保卫国家社稷的义务”。只是他选择以文谏君而非以武匡国,故而善“论”,也愿“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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