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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语用目标，构建语文教育新体系 　　我国语文教育的种种问题，表面看是教学问题，其实质是课程问题，尤其是其背后所依据的语言观和语言学基础。有什么样的语言观，就有什么样的语文教育。我国的语文教育改革要取得突破，必须从更新语言观，构建语用教育理论体系开始。 　　一、百年语文的语用目标观 　　语文是“学语言”的学科。百年语文教育的发展史其实是一个“语言专门化”的历史。[1]“语言专门化”是语文独立设科的唯一理据。由于语文教育受传统义理教育影响太深，要认识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事实上，我国语文教育的语言目标经常发生偏移。 　　1904年的《奏定学堂章程》仍具有浓重的经义教育色彩。直到1916年颁布《国民学校令施行细则》规定“国文要旨在使儿童学习普通语言文字，养成发表思想之能力，兼以启发其智德”，第一次明确“语言教育”的主目标，并为后世语文课程目标确立圭臬。1923年吴研因起草的新学制《小学国语课程纲要》目的是“练习运用通常的语言文字，引起读书趣味，养成发表能力，并涵养性情，启发想象力及思想力”，再次确立“运用语言”的课程宗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曾发生“技术训练与精神训练”之争，叶圣陶等力排众议坚持“国文教学自有它独当其任的任，那就是阅读与写作的训练。……这种技术的训练，他科教学是不负责任的，全在国文教学的肩膀上”[2]。建国初，语文教育一度强调政治性。1958-1961年的语文“文道关系”大讨论后，语文教育正式确立了其“工具性质”。1963年语文教学大纲中提出“语文教学的目的，是教学生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这一观点具有里程碑意义。此后，“培养学生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作为语文教育的逻辑起点与学科基点，基本成为语文界的共识。 　　从20世纪初的“经义与语文之争”，到三四十年代的“技术训练与精神训练”，再到五六十年代的“文道之争”，又到20世纪末以来的“工具性和人文性之争”，语文教育目标总摇摆不定，常常陷入二元矛盾纠缠。2001年《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提出“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这一说法看似公允，其实是对语文科的“语言教育”本质的无视。这直接导致了课改十多年来，语文课程目标泛化，教学内容虚化，知识技能淡化，“泛人文、非语文、去语文”盛行。语文放弃了语文教育的本质，语文课没有了“语文味”，饱受批评。直到《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明确指出“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语文课程致力于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等理念，才将“语言文字运用”提高到一个全新高度，语文才算重新回到语言教育轨道上来。 　　语文课程目标的核心是“学习语言文字运用”，其他目标像“思想、人文、道德、政治、情意、审美、文化等都是语言教育这个主干上的衍生物，是通过语言学习和运用语言实现的”，“语文课程区别于其他所有课程的特质在于它以培养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为根本宗旨”。[3]语文教育只有立足于“语言文字运用”，才能找回自己，回归本质。 　　二、语言教育：从语言能力到语用能力 　　任何时代、任何一种形态的语文教学，不管是否自觉，它都是建立在一定的语言学观念和理论基础上。[4]语文要进行语言教育就面临语言观、语言知识理论来源的问题。传统语文教育基于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设计语言教学，已不能满足当代社会发展对语言能力的要求。当今世界语文教育的语言学基础正从传统语言学向当代语用学转变。当然，这种转变有着时代发展的要求，也与当今语用学的飞速发展直接相关。 　　1.语用学及语用能力的提出 　　语用学是专门研究具体语境中理解与运用语言的学科。20世纪30年代C.W.莫里斯提出语言有“语符、语义、语用”三维。60年代乔姆斯基提出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两个概念。认为前者指内化了的语言规则体系，后者指人对语言的使用。后来，D.H.海姆斯提出交际能力的概念，认为一个人的语言能力不仅指能说出合乎语法的句子，还包括能否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恰当使用语言的能力，即在不同的场合、地点对不同的人进行成功的交际的能力。这些观点对当代世界语言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语言最主要的功能是交流。交流能力是语用能力的核心。传统语文教育是个人的、内向型的、封闭的，而现代社会开放交往合作的社会环境，更需要人的表达交流与沟通合作能力。欧美语文课程鲜明的“交际取向”与我国的“应试取向”形成鲜明对比。社会对人的语用能力与交际能力的要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 　　2.从语言能力到语用能力的转变 　　从语言教学角度看，语文教学包括语言形式教学、语言意义教学、语言功能教学三个层面。语文教育的重心正经历从语符、语义教学即语言能力教学，向语用能力教学的转变。 　　语言能力与语用能力有着本质区别。从其语言学基础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