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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铁血亮剑”的剑文化溯源 　　摘 要：“铁血亮剑”是装甲兵铁骑精神战斗文化的形象写照。其战斗精神可追溯于剑文化的历史与尚武精神。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把爱国之情化为报国之行，把英雄之气化为无畏之举。强化忧患意识、使命意识，始终保持“铁血”意志和“亮剑”精神。 　　关键词：剑文化 尚武精神 装甲兵战斗文化 　　铁血，是装甲兵“亮剑”的勇气；“铁血亮剑”是人民装甲兵战斗文化的形象体现，是装甲兵铁骑文化之要素。一个没有尚武精神的军队势必会被历史的潮流所淹没，一个没有战斗精神贯穿的脊梁必将被外力所折断。人民装甲兵要保持“陆战之王”的历史地位，需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的剑文化，培育战斗精神。 　　一、剑文化溯源 　　古今中外，好剑之风由来已久。古代中国，除了尚武、习武的社会环境外，还有一种与侠的萌芽有关的社会心态，那便是弥漫于全社会的经久不衰的好剑之风。远古时期，武器的设计和制造尚处于初始阶段，正如《淮南子·汜论》所述：“古之兵，弓剑而已矣，槽矛无击，侑戟无刺。”为利于在山地丛林中奔跃和近战，那时主要使用的是短兵器。在有限的短兵器中，剑轻便易使，运用自如，构造简单，容易制造，所以为人们所普遍喜用。 　　夏商周三代以后，剑的实战作用逐渐被其他武器所代替，但它作为源自远古时期的尚武精神的象征物，却被贵族和平民所共同爱好。春秋时期滕国的国君就毫不掩饰地说“吾他日未尝学问，好驰马试剑”。赵惠文王也酷爱剑，他的身边聚集三千多名“剑士”。在好剑之风的浸染下，社会上形成不少与剑有关的习俗。佩剑是一个人身份和地位的标志。《说苑·反质》描绘富贵王侯“左带羽玉具剑，右带环佩，左光照右，右光照左”。古人还有“观变而服剑”的说法，把剑与人事密切相联的物与人合二为一。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服制象》中谈服饰制度时说：“剑之在左，青龙之象也。”剑与龙常常被认为能互相化育、合为一体之物。这种剑崇拜的文化积淀着远祖对雄性生命力的信仰和崇拜。流传至今的孔子画像慈眉善目，气度超凡脱俗，作为伟大的教育家，随身佩剑。屈原在诗中描绘了一位“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的行吟泽畔、上下求索的爱国诗人形象。《说苑·善说》述楚国的王族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玉、带玉佩剑，履缟，立于流水之上”。古代朋友相互赠剑，体现一种深厚的友情。吴国贤公子季礼挂剑于知友徐国国君的墓旁，表示“吾心已许之”，传为美谈。 　　历史上比较有名的是倚天剑。曹操所佩之剑即名“倚天”，传为取宋玉的《大言赋》中的名句“拔长剑兮倚长天”命名，倚天剑后成为宝剑之代称。诗仙李白对此仰慕不已，《临江王节士歌》中就有“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鲸”的诗句。倚天剑与青釭剑并称为“绝世双剑”，均为曹操所有。《三国志通俗演义》称曹操用倚天剑镇威，青釭剑杀人。其中，“倚天剑”为曹操的随身佩剑，青釭剑则被曹操交于夏侯恩佩之。青釭剑被赵云所得，小说中有“赵云力战四将，曹军一齐拥至。云乃拔青釭剑乱砍，手起处，衣甲平过，血如涌泉”，可见其锐利。 　　汉、唐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朝代。汉武帝幼年练习剑术，成帝后拿北方野蛮的匈奴人开刀，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向北方蛮族竖起了胜利之剑。汉武帝有一帮具有侠客气质的佩剑将领，如霍去病、卫青、李广等，战功显赫，威镇四方。唐人的气度，也多源于剑文化与尚武精神的弘扬。诗人王昌龄、高适、岑参等都曾亲身经历了卫国战争，他们用诗记录了如火如荼的战斗。王昌龄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高适的“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岑参的“四边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等诗句读来荡气回肠，剑气弥漫。 　　剑文化作为国人体现威武精神的寄托，佩剑的习尚一直延续到民国独特的“军人魂”佩剑教育。黄埔军校学生毕业时，常举行隆重的仪式，按国际惯例，佩剑由校长颁发，赠予每位学生一把佩剑，作为毕业纪念。这种“黄埔剑”成为黄埔军校的文化标志之一，进而成为一种特殊的荣耀象征。此剑遂以“军人魂”之名传开。长期以来，“军人魂”佩剑，被赋予了大量的传说与猜想，既闻名遐迩，又云遮雾罩，是具有特殊使命的那段历史文化的承载物。 　　以剑读史，剑文化的价值，不仅在于研究其形制品类、流变过程、兴衰历史，还在于还原历史，对研究古代到民国期间的社会、人文、美学、军事、历史，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剑文化是一种尚武精神的体现 　　尚武精神的原始含义，是指人类在武力冲突中战胜敌人所需要的种种精神品质。而今天所说的尚武精神，不是狭隘民族主义，是整个社会崇尚一种英雄主义。在和平年代，尚武精神是一种民族的尊严，一种奋发的激情。尚武精神意味着不畏对手的强劲，意味着不向任何强敌低头，意味着自尊自强的民族气节，意味着敢于战胜敌人的英雄气概。 　　尚武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一种维护国家民族尊严的优良品格。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损我王威、虽远必伐”的那种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