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时务者洋务群起言者清流.docVIP

识时务者洋务群起言者清流 　　从热河行宫里那个强硬的主战派，到1860年代中期“自强”的赞同者、洋务派的支持者，慈禧是被时势推着前行的。郭嵩焘曾用十二字概括1840年以后清廷的外交四味：一味蠢，一味蛮，一味诈，一味怕——因愚蠢而行蛮，行蛮不逞则使诈，使诈不成则跪地求和。 　　清人王照评说慈禧“但知权利，绝无政见”。她常做的，是在一片折子的末尾签署“依议，钦此”。若说主政，还是恭亲王奕訢，军机大臣文祥、宝鋆、沈桂芬、王文昭等人，以及一批渐渐强大、能够左右庙堂的清流。 　　恭亲王是晚清政府中最早与洋人打交道的人之一。1867年1月，在为同文馆内增设算学馆一事的奏折中，他力陈“识时务者，莫不以学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批驳保守派“从西人为非、为深可耻”之说。 　　在中央，尽管有军机处的沈桂芬、文祥等人附议支持洋务，但以倭仁、宋晋为代表的守旧派颇有势力，于是真正实施洋务运动的主要是掌握地方实权的总督和巡抚，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丁日昌、沈葆桢、刘铭传、刘坤一等人成为先行者。 　　此外，还有一支被遮蔽的力量：外国人。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以上帝的表亲身份来到中国并以拯救这个国家为己任，但不妨碍其中一些人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重要作用。史家陈旭麓先生曾说：研究近代史当读懂三个人，一个满人、一个汉人和一个洋人，即慈禧、李鸿章和赫德。 　　英国人罗伯特·赫德19岁到中国，在第二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职位上一干四十五年，73岁离开中国时官至一品，授“太子少保”衔。在他的新式管理下，海关成为当时清政府最廉洁高效的部门，税收额在1861年为496万两，1871年为1121万两，到1902年已达到3000万两，是中央政府最稳定和可靠的财源。他也参与了同文馆的创建和近代邮政的开局。 　　赫德赞成“修补满洲人的统治”。他说，把现存的朝代当作一家开着的商店或公司接受下来，尽量利用它。因为它的命令通行于全中国，承认它、支持它比任何其他行动都会更迅速、有效地赢得稳定；而改朝换代却没有一个全中国都接受的权威，会把中国导向无政府状态；同时，由盟国一致同意建立起来的新朝代，将永远带有软弱和耻辱的标记。 　　当时洋务派的核心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包括李鸿章初时也认为“中国的文武制度，事事远在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随着洋务深入才对欧美近代政治制度和人文理念有所认识，意识到“内须变法”——对照中国封建社会和传统观念中某些致命的先天缺陷，或是他辅政四十多年不愿也从未与入侵者真正交战的原因。 　　1865-1868年，赫德和英国公使威妥玛向清廷提出诸多改制建议，在《局外旁观论》中，他指出清朝的官僚体系已经彻底腐坏，如果不能有效根治这种制度性腐败，中国要么亡国要么被列强瓜分。这些建议真正得到中国改良派的共鸣则要再等三十年。 　　无论如何，从慈禧第一次垂帘听政起，一批近代意义的新生事物出现了—— 　　1861年第一座军火工厂安庆内军械所成立。 　　1862年第一支近代陆军在天津编练，第一所翻译学校北京同文馆设立。 　　1863年第一次购买外国军舰（因阿斯本事件旋即解散，清政府损失白银70万两）。 　　1865年第一座大型兵工厂江南制造总局成立。 　　1866年第一座造船厂福州船政局成立。 　　1867年第一所近代海军学校福州船政学堂成立。 　　1868年第一个巡回大使团出国。 　　…… 　　没有慈禧的支持和默许，这些东西不可能在中国落地生根。慈禧的诉求有二：一是借法自强平定太平天国之乱，二是摆脱被列强瓜分的命运。以新卫旧、维护大清的统治是她的使命，洋务切中她的关怀，清流同样。 　　清流始于士大夫的清议，是一种群议而形成的公论。嘉道中衰以来，言路压抑，因文字致祸而家毁人亡者常有，读书人乃至全社会便无章法可循。学者杨国强说，“与天子争是非”须直面人君之喜怒，而深宫里的盛怒是一种不容易抵挡的东西。 　　慈禧是一个有主意的女人，但在形成主意的过程中，她需要男人们的主意。垂帘听政后的第三天，她即以幼帝同治的名义降旨，要求各级臣子“据实直陈，毋以空言塞责”，表现出广开言路、振作朝纲、摆脱危局的迫切。到了光绪朝，便出现一个以庙堂言论自标风格的人物群。 　　《清史稿》说：当时吴大澂、陈宝琛、宝廷、邓承修号称“清流党”，而黄体芳、宝廷、张佩纶与张之洞时称“翰林四谏”，张佩纶尤以纠弹大臣著称。当太后的关怀与士人的关怀相交集，清议便被引入，清流便成为晚清政治结构的一部分。 　　同治八年（1869）山东巡抚丁宝桢诛杀安得海，慈禧因惮于朝臣口中的祖制家法（宦官不得私出京城），不得不隐忍。 　　光绪六年（1880），慈禧贴身小太监李三顺去慈禧妹妹、醇王府福晋家送赏物，出午门。按祖制，阉人出入例由旁门，不得由午门，值日的护军依例阻拦。李三顺倚势与护军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