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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的角度看语言 　　摘要：语言是人类进行沟通的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它广泛地活跃在人们的社会生活、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之中，因而，语言总是反映出一定的文化内涵，渗透着特定的文化因素。有些语言现象，单从语音和语法的角度去研究是难以理解的，而从文化语言学的角度去看待这种语言现象就会了然。本文就从文化语言学的角度去探究一些语言现象中蕴含的文化因素，进而可以看到文化对语言的影响。 　　关键词：文化语言学；文化；语言 　　中图分类号：G02 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00（2012）09-0123-01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促使某些语言现象形成的因素，文化的不断发展推动了语言的不断更新。文化又可以分为政治文化、社会文化、思想文化等多个种类，在特定的语言中可以看到不同类型的文化的影子。从古至今，政治文化、社会文化、思想文化等都对语言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一、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语言 　　在我国古代高度专制的封建制度下，皇帝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秦始皇甚至将“朕”作为皇帝专称，其他任何人不得使用。“万岁、万岁、万万岁”也只能用于赞誉皇帝，“万岁”透露出对皇帝的无限敬意，是一种极致的祝福，暗示着皇帝的至高无上和不可侵犯。 　　古代专制政治下的避讳这一现象也对语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最明显的是避名讳。名讳是出现在中国古代的一种语言现象，指的是不能直呼君王、祖先、师长等的姓名，而且在书写的时候也不能使用这些字，只能用改字、改音或减少字的笔画等方法予以回避。在《史记》中就有这样的例子，作者司马迁因为回避父亲的名字，改变了别人的名字司马迁的父亲叫司马谈，所以长长的《史记》中没有出现一个“谈”字，有一个人名叫“赵谈”，司马迁就把他改成了“赵通”。相同的例子还有很多，如秦始皇名政，与正同音，于是把正月读作“征月”，写作“端月”。汉吕后名雉，雉鸟改名为“野鸡”。汉文帝名恒，恒山改名“常山”。王嫱字昭君，避晋文帝司马昭讳，改称“明君”或“明妃”。晋简文帝郑后小字阿春，用作书名的春秋改为“阳秋”，晋人孙盛所撰史书因名《晋阳秋》等等。这种语言现象深受古代高度集中的专制制度的影响，是政治文化的直接载体，反映出封建政治的文化底蕴。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这种与政治文化密切相关的语言、词汇也很常见，有许多流行语譬如“唯物主义”、“共产主义道德”、“整风”、“社会主义革命”、“又红又专”、“政治挂帅”、“三面红旗”、“现代修正主义”等，本身就是些政治术语。即使有一些看起来与政治无甚关联的词语，在当时也是始终围绕着政治这根轴转的。如：“机械化”、“拖拉机”等就是和国家的“工业化”与农村的“合作化”这些体现国家大政的词语相连。在今天的生活中，也有“三个代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源节约型社会”等词汇。 　　二、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看语言 　　语言是人类思想和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也是最集中、最直接反映社会生活走向的参照物。 　　社会生活决定了语言特别是语汇的发展。文化大革命狂风暴雨般席卷了中国大地，对我们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给几代中国人的心灵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作为文化表现形式之一的语言当然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具有时代特色的社会语言现象。比如围绕着对毛主席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的社会用语风靡全国：三忠于、四无限、天天读、红宝书、红司令、伟大的舵手、早请示、晚汇报、搞“忠字舞”、唱“语录歌”、做“语录操”、少年儿童发誓时的口头禅“向毛主席保证”等。此外还出现了大量具有强烈阶级倾向性色彩的词语，如牛鬼蛇神、毒草、黑五类、四类分子、狗崽子、臭老九、地富反坏右、走资派、封资修、大破、炮打一切、炮轰、斗资批修、黑帮、黑货、黑手、武斗、揪斗等。“文革语言”并不是一种独立的语言，因为“文革”时期我们使用的还是汉语。[1]只是这时的汉语已经被“文化大革命”严重扭曲了，这些被扭曲了的语言部分，才是“文革语言”。文化大革命对语言的影响，是当时社会文化的外在表现，广泛而深刻地反映出了当时社会条件下，人们的心理和思维，透视出独特的社会状况。 　　三、从思想文化的角度看语言 　　社会的快速发展，各种新事物层出不穷，求新求异成了社会的普遍心理，年轻人更是追求新潮和非主流。于是各种流行语接连不断地出现在我们生活中，新鲜怪异的语言充斥着年轻人的世界。 　　打酱油、俯卧撑、躲猫猫、被就业等等词语我们并不陌生，但是我们已经不能在用传统的思维去考虑它们的意思，因为时代已经赋予了它们特殊的含义。这些词往往来源于某一社会事件中主人公或参与者的话语，人们引用他们的话语来表达对他们的讽刺甚至批判，并用这些词语专指与他们有相同或相似的行为的人。比如说“打酱油”一词，以前酱油都是零卖零买的，自己拿着瓶子去买酱油就叫做打酱油。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