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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方法论说《中国新文学整体观》的几个问题 　　摘 要：随着学术研究的发展，新的研究方法的探究与尝试日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通过从方法论的角度，选取整体观的研究视角、文学史分期和例证等三个方面对陈思和先生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进行探讨，无论是该书的结构，还是其中牵涉的诸多学术问题，都可以看到作者运用新的方法论来研究现当代文学的努力。 　　关键词：方法论；整体观；文学史分期；例证选取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4-0217-02 　　方法论，简言之，就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一般方法，是人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观察事物和处理问题的技巧。陈思和在《中国新文学整体观》的“编者与作者的对话”中谈到：“方法论的意义较之新的学术观点更为重要。”坦言自己首先着眼的是研究方法的改变。无论是本书的结构，还是其中牵涉的诸多学术问题，都可以看到作者运用新的方法论来研究现当代文学的努力。 　　一、整体观的视角 　　陈思和在回答编者的问题时，直言自己在这本书里所要探索的，是尝试运用“整体观”的视角，或者说是“史的批评”方法，来解释中国新文学史，并认为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沟通，是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出路。 　　这无疑给当时的文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以本书为例，陈思和分别从八个方面来论述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之所以先设定“文学史整体观”、“文学发展的圆形轨迹”、“现实主义”等这八个题目，是因他觉得要打通现当代文学的研究领域，建立起“中国新文学”这门学科，这些方面都是“首先需要解决的”。这八篇文章，每一部分都既能各自成书，相互之间又有着内在的某种联系。 　　从内容看，这些题目似乎都联系着从“五四”到“新时期”的每一个历史环节，它们不是局部的、某一历史阶段的问题，而是贯穿于整个新文学史的现象。 　　从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来看，似乎当代文学与五四之后以“人的文学”为主导的现代文学出现了大断裂，除去20世纪三十年代的左联文学和其后的解放区文学，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受到政治局势的影响，被人为地割裂开来。 　　但即便是新时期以前的当代文学，有许多源头亦是发轫于五四的，哪怕是争议颇大的十七年文学，与抗战以后的文学局面也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是“批判的”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革命”的现实主义。从这一点上来说，新时期以前的当代文学仍是受到现代文学影响的，只是这种影响未免单调了些。至于新时期之后的当代文学，不难看出其对“五四”文学传统的复归，无论是绝迹一时的现实主义，变了味但一直未断的现实战斗精神与战斗意识，还是覆灭已久的现代主义的恢复与发展，以及大大小小的新旧文学流派，都不能斩断与现代文学的历史联系。 　　由此可见，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关系，任何负责任的研究者，都不能单纯地以政治为标准，将其割裂开来单看，使两个阶段的文学发展都不能形成一个各自完整的整体。比如新时期文学中恢复起来的现实主义， 从“伤痕文学”到“改革文学”，从报告文学到新写实小说，还有一大批站在现实主义行列之中的新时期作家：高晓声、张贤亮、刘心武……无不是沿着五四以来的“按生活的本来面貌去反映生活”的。 　　以王安忆为例，王安忆的上海弄堂较之现代文学中另一位擅于描写市民生活的女作家张爱玲的更为现实。她的小说追求本色几乎成为一种特色：本色的知青，本色的农民，本色的工人，比起张爱玲不时透露出的灰色的罗曼蒂克情调和没落的贵族气息，王安忆更显真实。她的《小鲍庄》便描绘了一个个单线思维、性格质朴、麻木而又平凡的或下乡或回城的知青、工人、农民的故事，陈思和说她擅于“描绘庸常之辈”，私以为她只是用简单的笔触勾勒最简单的人性，描绘了一群寻常人的生活而已，本就不需要复杂。王安忆的现实主义创作并不是当代文学中的偶然现象，由它可以看到新文学创作在挣脱了伪现实主义强加于它的种种枷锁之后，又活泼地恢复了五四以来蔚为大观的现实主义的生命力。如果不将现当代文学的藩篱打通了研究，人为地将当代文学的现实主义与现代文学的联系割裂开来，无视五四以来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漫长的发展史，无异于是将当代文学置于空中楼阁的荒谬境地。 　　二、文学史的分期 　　陈思和从现代文学史的研究状况出发，直言由于现代文学被局限在一个非常狭小的时空范围之内，研究对象的封闭性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研究者过于密集、研究视野大受限制等弊端。为了改变这种现状，许多研究者致力于两个方面的开拓：一是横向的开拓，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现代作家的创作风格；另一个是纵向开拓，即整体的研究方法，将近代、现代、当代文学的藩篱打破，对20世纪以来的文学作整体的综合研究。 　　过去以政治上起决定性转折的大事件（五四运动、新中国成立）将近代、现代、当代文学进行分期。然而根据社会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