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亩地种下梦.docVIP

84亩地种下梦 　　知道什么对自己好，这感觉真好 　　屠彬以高分考上北京大学经济系，带着“经世济民”的理想来到北大。入学后，屠彬既无法忍受花大把时间学数学，也不认同老师们所说的方法论。在她眼里，世界充满偶然，而非模式化，并不能用经济学里的“建模”来认知。不久，屠彬转到英语系。她加入了山鹰社——一个以远足、登山、攀岩和社会科学考察闻名的学生社团。因为科考活动，她去了西藏、新疆，真切地感受到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交流碰撞出的巨大火花。“去田野考察！”这声音在她心里响起，再也按不下去。 　　2007年，屠彬毕业。“回想起刚毕业那会儿，自己可真够愤世嫉俗的。”她笑着说，“那时候的大学生不像现在的学生这么焦虑。”不喜欢条条框框，屠彬的就业目标不是进政府、企业。跨专业保研到人类学和考研接连失败，她索性决定直接到基层去，报名参加了“青年实践者项目”，成为一名“青年实践者”。 　　因为这项目，屠彬在张家口某县待了近两年。她和同事常跑驻点的十个村，与村民们一起开会商议怎样使用有限的项目拨款，是在村里打井还是修路，或者是办文化活动中心。拨款怎么用，得全村人开会，每次开会，屠彬都要想清楚怎么引导村民讨论，有了冲突矛盾要怎么化解……村里人看她是“城里来的姑娘”、“学问人”，可是一开会村民们就各说各的。开始的时候，屠彬害怕村民们背地里议论她：“连个会议都组织不好。”一来二去地商谈中，她成了没底气的那一方。 　　慢慢的，从陌生到熟悉，从害怕到主动，屠彬学会了跟村民协商、跟地方官员打交道，她最大的个人成长是明白了怎样去理解不同的个体。“批判离自己很远的群体很容易，可以很轻易地批判他们官僚、腐败。我不再轻易地把他们背后丰富的故事抽象成一句简单的话，一个草率的判断。” 　　屠彬找到了和村民们的共性，学会理解他们的生活。村里有一个40来岁的中年人，跟其他人不太一样的是他知道什么是志愿者。看到村头的地面不平整，他会开着自家的拖拉机去压地。和屠彬熟了，有次他开玩笑说：“你们大学生来到农村，就是体验生活吧。体验体验也挺好的。我之前去城里打工，也是去体验生活的。我体验了很长时间，现在的冬天也还去。但是，我回来了，觉得种地最踏实。”朴素的道理和深刻的认知让屠彬触动。“知道什么对自己好，这感觉真好，我觉得我们很像。”曾经的课堂上，屠彬讨论过城市化、流动人口等问题，那些讨论大多停留在理论上，离她的生活很远。后来，屠彬在地铁上看到农民工，会特意站得近一点。那一点点的善意和亲近的感觉，对她来说是很私人化的联结。 　　两年的志愿者生活，让初生牛犊的屠彬不再抱有过度批判的态度。“这种理解和宽容恰恰是成为一个文化交流者的必要条件。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现状，存在都有一定原因，改变也不能一蹴而就。”她说。 　　回回血 　　2009年，屠彬准备出国留学。那时候，gap year（间隔年）和基层经验还没有那么火，也很少有申请人将基层经历写进PS（个人陈述）里。考过了托福和GRE的屠彬，凭直觉选了感兴趣的方向，写下了自己的经历和想说的话。最终，她拿到斯坦福大学的offer，漂洋过海去念“国际比较教育”的硕士，探讨不同国家的不同教育政策。 　　屠彬在北大修过心理学双学位，之后一直坚持选修与心理学相关的课程。结束学业回国后，屠彬确定自己想做与年轻人成长相关的职业方向，还没细想，有人推荐了一份工作，做跨文化领导力培训，她接受了。 　　“我之前很草根，但是这份工作听起来很高端。”屠彬的工作是负责安排并陪同对中国感兴趣的外企高管在中国主要城市开展考察，拜访当地不同领域的机构和公司。于是，她成了五星级酒店的常客、高级晚宴的座上宾。“有机会体验了那样的生活，才确定不是自己最在乎的东西……”她淡然地说。 　　2012年8月，一直心有他属的屠彬开始休长假，试图找到自己一直想做的事情，“回回血”。3个月的假期结束后，屠彬下定决心，辞职。放弃了比下有余的工资，她不是没有恐惧，事实上，做出决定的最大障碍就是恐惧，不然她也不会等待这么久。她在人人日志里写：“可是，我要自由，从来没有这么确定我要自由，代价是把和自由一起的动荡、风险、责任、不安全感全部一起接过来，只能成套购买，不得打散零沽。” 　　辞职后，屠彬成了自由职业者，她参与到几个公益性的青少年成长项目里。听上去不靠谱，可她完全没闲着，甚至还更忙一些。在给朋友的信里，屠彬写：“我终于把自己的兴趣和工作中心都放回青少年的群体，以及个人成长、亲密关系、文化觉察的主题。这个感觉，像回家一样。” 　　84亩地梦想空间 　　2013年8月底，在北京青公馆的黄油青年会上，屠彬和她的小伙伴们一起出场，用艺术的方式介绍他们在做的事情。 　　戏剧是屠彬在做的项目“84亩地梦想空间”要推广的一个方向。这个文青的主意来源于她在基层时就在做的项目。那时，她为乡村的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