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来主义》不能被删除.docVIP

《拿来主义》不能被删除 　　 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写于1934年6月，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入选高中语文教材。鉴于其深刻的思想性与高度的艺术性，《拿来主义》在高中语文教材中的地位从没有改变，一直沿用至今。然而，在思想意识多元化的今天，由于写作背景复杂，内容艰深难懂，加上近代与当代文化的差异，鲁迅先生的文章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有些已经被清除出了中学语文教材，如《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友邦惊诧”论》等，其中，《拿来主义》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近来笔者就看到刘洪海先生所写的《中学语文教材应该删除〈拿来主义〉》（该文刊载于《教育界》2013年第24期。以下所引刘先生的观点，皆出自此文），该文从三个角度详细阐述了应当把《拿来主义》从高中语文教材中剔除出去的原因：1.背景知识复杂，内容难懂;2.文章的观点有失偏颇;3.文章没有现实指导意义。此文看后，笔者如鲠在喉，深感当今学者有杞人忧天之嫌。故笔者不吝笔墨，与刘洪海先生唱唱反调。笔者的观点是：《拿来主义》对当今社会仍具有无可辩驳的指导意义，它的社会意义与时代价值无论怎么高估都不为过。《拿来主义》不仅不该被删除，而且应当长期保存在高中语文教材中。 　　 一、关于《拿来主义》“背景知识复杂，内容难懂”的问题 　　 任何一篇文章的写作都有它的时代背景。掌握了时代背景，就等于掌握了一把理解全文的钥匙，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作者在什么情况下写作此篇文章的，写作的意图何在，文章会产生什么影响，等等。《拿来主义》的写作背景确实比较复杂，但教师在课堂上使用何种方法使学生对该文的写作背景有个充分的了解，才是值得思考的事情，绝不能因为写作背景复杂就认为《拿来主义》该被删除。 　　 刘洪海先生认为《拿来主义》“意在批判当时民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和文化界的各种错误思潮”。这个大前提就错了。《拿来主义》的主要写作目的绝不是对当时外交政策和文化界错误思潮的批判，而应当是《教学参考》上所写：“《拿来主义》是鲁迅于1934年写的一篇杂文，主要针对当时对待外来文化的某些错误态度而写的。它既反对无原则的全盘西化的主张，也反对盲目排斥和拒绝接受外来文化的倾向，主张‘应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即‘拿来主义’。”《拿来主义》侧重于对待外来文化，即“洋为中用”问题的论述;批判民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和文化界的错误思潮，只是《拿来主义》写作的次要目的，《教学参考》上也写得很清楚：“文章还结合批评了当时国民党政府投降媚外的卖国政策和某些文人有损国格的行为。”（见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三《教学参考书》第138页）刘洪海先生进而认为《拿来主义》：牵涉的背景知识很多，像文中涉及的徐悲鸿、梅兰芳等艺术家的对外文化交流，1933年民国政府与美国签订的“棉麦借款协定”，其得失和意义尚存争议，教师都难以讲清楚，如何让学生明白？此文所言之事离现在已近80年之久，这几十年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让十六七岁学生理解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及作者的思想感情，有点强人所难。 　　 不可否认的是，任何一个伟大的作家，他的思想由于自身所处时代的限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后人难以认同的部分。鲁迅先生当然也不能例外。所以我们也绝不能以今人的思想意识作为评判标准来强求先人必须与我们一致。如果真要如此，难免会缘木求鱼。鲁迅先生在《拿来主义》中的确对徐悲鸿、刘海粟等大师们有着不敬的口吻：“还有几位‘大师’们捧着几张古画和新画，在欧洲各国一路的挂过去，叫作‘发扬国光’。”同时对国民政府送梅兰芳博士去苏联催进“象征主义”的做法也大不赞同：“活人代替了古董，我敢说，也可以算得显出一点进步了。”但是我们要从中明白批评的矛头绝不是指向徐悲鸿、刘海粟和梅兰芳等人，而是国民政府的“发扬国光”与“象征主义”。可能因为徐、刘、梅三人是国民政府“发扬国光”与“象征主义”活动的代表，所以鲁迅先生在文中对徐悲鸿与刘海粟稍微进行了讽刺并且不赞同梅兰芳催进“象征主义”的举动。关于这个问题，已经有学者对此作了令人信服的详细的阐释。 　　 所以，我们绝不能因为鲁迅讽刺了徐悲鸿与刘海粟并且不赞同梅兰芳前往苏联就将《拿来主义》重点批驳的国民政府“发扬国光”与“催进象征主义”的荒唐性撇在一边，而要认清主次，绝不能喧宾夺主。 　　 至于刘洪海先生认为“1933年民国政府与美国签订的“棉麦借款协定”，其得失和意义尚存争议，教师都难以讲清楚，如何让学生明白”的问题，显然刘先生将《拿来主义》原文与文下注释混为一谈了。 　　 《拿来主义》说到帝国主义的奖赏并非“抛来”而是“抛给”，其真正用意是引出帝国主义向我国进行商品倾销的经济侵略、掠夺中国钱财的“送来”，然后鲁迅评论说：“我在这里不想举出实例。”为什么“不想举出实例”？很显然，鲁迅先生认为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中国的事件太多，头脑清醒的人都会知